【摘要】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指引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文艺为人民的方向，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明确文艺批评标准。讲话是结合中国国情、结合革命根据地文艺发展文化建设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发展抗战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指针。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 抗战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制定专门政策，确定了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抗战时期文艺工作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对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展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振奋民族士气，引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文艺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推动抗战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和强大思想动力。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点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5月2日至23日，由毛泽东亲自组织，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17名，作家、艺术家、记者、文艺单位负责人等112名，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延安平剧研究院、部队艺术学校、青年艺术剧院、军委编译处、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总政治部宣传部、延安电影团等单位。［2］

　　（一）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对历史演进和发展中国文化的需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国内外局势不容乐观，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五年，处于艰难阶段，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现动摇的同时，对人民采取了高压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成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中国前进，成为共和国的雏形。同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一个重要时期。

　　文化领域，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2年，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已经历了23年，一方面文艺对革命产生了伟大贡献，一方面文艺发展也有许多自身缺点，亟需总结和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从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进行重要探索，大力推动革命根据地文化，为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相结合。帮助文艺工作者与根据地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组成部分，发挥好文艺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这一有力武器的作用，帮助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是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在文艺战线面临的重要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锻造一支优秀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队伍，帮助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解决好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和怎样工作与学习的问题。召开文艺座谈会对解决这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凝聚共识，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初衷是制定关于文艺工作的决定。1942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指出：“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3］这里，毛泽东明确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初衷。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1943年11月）等一系列文艺政策，引导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党的文艺政策方向，成为以后若干年党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文件与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遵循。

　　党中央的精心准备为文艺座谈会的成功召开创造了条件。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为掌握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状况、文化环境，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情况、思想感情与倾向，毛泽东与延安文艺文化界众多人士进行了谈话、书信交流。经过悉心准备，他掌握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和文艺工作存在的问题，如文艺作品和群众需要与实际斗争不相符合情形；某种程度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倾向问题；对普及问题的轻视、忽视等。作家草明曾经回忆了毛泽东会见她和欧阳山的情况，“他开门见山地说，他准备和大家研究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为的问题。他着重地说，为工农兵写作就要熟悉他们，要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他还指出，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里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需要改造世界观。”［4］毛泽东会前与文艺工作者的交流，不仅掌握了他们的思想动态，而且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巧妙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会议的成功召开、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

　　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与参会文艺家代表，共商抗战时期文艺发展大计，宣讲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推动了文艺界对抗战文艺文化发展的共识凝聚工作。朱德在会上进行了发言，在他看来：“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他号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用笔杆子为广大人民服务。朱德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文学家何其芳后来说，朱德简短的讲话，给他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5］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文艺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和团结对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明确指出首先在抗日问题上，文艺工作者应该和党外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这些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小资产阶级文艺家、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艺家。其次，还需考虑团结对象的政治倾向，重点团结赞成民主的文艺家。最后，从文艺方法文艺作风角度出发，着重团结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艺家。［6］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在加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组织力量上的作用和工作重点。

　　文艺座谈会进一步确立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原则。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原则有过精辟的论述，指出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要求“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7］针对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原则，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都是错误的政策。毛泽东着重强调了对小资产阶级文艺家，这个文艺界统一战线重要力量的态度和争取工作，一方面指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有很多缺点，一方面肯定他们比较倾向革命，比较接近劳动人民。并提出帮助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克服缺点，帮助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重要任务上来。［8］

　　文艺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设，张闻天指出“文化统一战线是思想上的统一战线”“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同其他抗日统一战线一样，有它的统一性，也有它的斗争性，而斗争的目的，则是为了求得更充实的与坚强的统一”。［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特别是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关系角度出发，强调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文艺作品都是好作品，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则是坏作品。一方面表明在团结抗日大原则下，应该允许各种各色政治态度作品的存在，一方面要求批判和驳斥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反共观点文艺作品。［10］处理好文艺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关系，团结了大多数，打击了反动文人，支持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发展。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抗战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文艺为人民的方向，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明确文艺批评标准，是结合中国国情，结合革命根据地文艺发展文化建设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发展抗战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指针。1943年10月，《解放日报》第一次全文发表了《讲话》。当月，解放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第一个铅印单行本。《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文化注入了鲜明的人民立场。毛泽东结合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现实，具体指出当时革命文艺就是要为工人、农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与知识分子服务。文艺作品更好服务人民群众，要求文艺工作者熟悉工农兵群众，热爱他们的感情、姿态和处于萌芽状态的文艺，从灵魂深处转变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认为要做到这点，“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其立足点“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11］

　　抗日民主根据地鼓励文艺工作者亲近大众，赋予他们到群众中去、创作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座谈会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按照“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的要求，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学习活的马克思主义，从大众中汲取文艺素材，创作属于大众的文艺，在实践中践行革命文艺的人民立场。

　　（二）《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人民服务过程中提高与普及间的矛盾问题，为抗战文艺深入群众提供了指南。毛泽东分析了文艺创作中片面孤立提高的问题所在，指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强调提高要以工农兵群众基础为出发点，“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提高和普及之间的关系，才能做到“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12］革命的文艺作品是要为人民群众接受的文艺，是与人民群众生活产生共鸣的文艺。这种文艺作品是人民生活在文艺工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生动性、丰富性和普遍性特点，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当时中国存在大量的不识字、无文化的工农大众，他们是与敌人斗争的主力军，但迫切需要普及启蒙运动，需要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普及类型作品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讲话》发表后，革命根据地创作了大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作品，起到了提高工农兵大众“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13］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去和敌人作斗争的作用。

　　《讲话》同样重视提高类型作品，指出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能够给普及以指导。随着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提高类型作品的需求也在增加。而那些来自于生活但“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革命文艺，［14］能将日常现象中的矛盾与斗争典型化，从而让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振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推动历史前进，这就充分发挥了文艺作品改造世界的作用。《讲话》发表后，诞生了《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经典作品，有力动员了人民群众，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

　　（三）《讲话》指出“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强调党的文艺工作就是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的革命任务，为抗战时期文艺工作服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工作服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提供了基本遵循。抗战时期领导中国前进的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个根本问题，号召他们改造自己，大量创作为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15］

　　《讲话》发表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大了革命文艺服务革命事业革命战争的力度，并取得实效。中宣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指出易演易懂的话剧和歌剧，已经被证明是“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16］文艺工作者通过创作大量优秀革命文艺作品，支持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唤醒工农大众斗争意识和革命觉悟，为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四）《讲话》强调文艺批评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17］为创作充满战斗力生命力凝聚力的抗战文艺作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就是创作暴露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歌颂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抗战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艺的暴露对象必然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和他们对人民群众造成的恶劣影响。文艺作品中有关批评人民缺点的内容，必须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角度进行创作。文艺作品必须明确歌颂对象，歌颂对象应该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提高文艺工作者创作水平，毛泽东提出：“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以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18］《讲话》还号召延安文艺界反对“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19］，通过解决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讲话》推动了抗战时期文化大发展，为民族救亡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讲话》发表后，很快传播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和国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10月到1953年10月，国内出版《讲话》约有85种。在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晋绥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东北书店、冀鲁豫书店、苏皖地区的新华书店和山东解放区等，都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或在出版的《整风文献》中收录了《讲话》全文。在国统区，1944年1月《新华日报》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来出版了《讲话》单行本。在香港，1946年灯塔出版社就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讲话》。在世界其它地方，《讲话》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广泛流传，1945年出版了朝鲜文译本，1946年出版了日文译本。从1949至1950年，先后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了《讲话》，［20］影响广泛而深远。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深入乡村生活，投身革命斗争，创作了大量为人民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抗战胜利、民族救亡提供了精神动力。

　　（一）《讲话》促进人民戏剧事业大发展，为民众提供优秀精神食粮。《讲话》发表后，1943年中央文委提出了“要在戏剧战线上全面实现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指示的方向，贯彻面向群众，面向实际，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路线”，［21］确定了戏剧运动的新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文委发出了改进剧团的指示，要求艺术必须为边区服务，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22］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戏剧工作者根据党的指示，创作出了一批剧目，服务战争、生产和教育。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戏剧工作者改造了平剧，创作演出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经典。毛泽东称赞《逼上梁山》是“旧剧开了新生面”，指出“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23］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秧歌运动，创作出了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等。秦腔等地方剧诞生了《血泪仇》等著名作品。其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戏剧事业也蒸蒸日上，晋察冀边区开展了群众性戏剧运动，建立了大众剧团、民众剧团、铁血剧团等，上演了《汉奸的下场》《送子参军》《新三娘教子》等戏剧，1944年创作了歌剧《陈富全办合作社》、秧歌剧《万年穷翻身》等；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保卫抗日根据地》等，歌剧《欢送子弟兵》《军民一家》等，为子弟兵、为工农大众服务；华中抗日根据地重视军队文艺工作，新四军三师八旅第二十二团，不仅有战士剧团，每个连都有戏剧小组或娱乐小组，从1943至1944年一年中，演出话剧22个、淮剧6个、小调剧20个，自己创作戏剧39个［24］。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戏剧演出为人民大众提供了精神动力，践行了文艺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方针。

　　（二）《讲话》推动文学工作前进，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讲话》的发表推动了延安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44年，周扬根据《讲话》精神，编著了文艺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讲话》是该书的指导线索和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指出《讲话》为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和文艺政策的最好课本。1944年6月，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文艺理论文章《秧歌剧的形式》，强调延安时期秧歌剧大发展是毛泽东文艺方向的体现。

　　《讲话》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发展。长篇小说方面，1944年，作家柯蓝创作了《抗日英雄洋铁桶》（后改名《洋铁桶的故事》）；1945年，马烽、西戎创作了《吕梁英雄传》；1947年，柳青创作了《种谷记》，王希坚出版了《地覆天翻记》；1948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出版。诗歌方面，涌现了《王贵与李香香》等经典。这些革命作品歌颂了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斗争、解放区农民互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反映了工农兵战斗生活，是文艺服务人民大众的成功实践。

　　（三）《讲话》鼓舞美术音乐工作者，促进了革命美术音乐的发展。《讲话》鼓舞了美术工作者，促进了抗战时期美术事业的发展。《讲话》指引美术工作者将创作重点转向工农业生产、军事斗争、社会建设等领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版画。1943年后，古元深入农村，创作了《植树》《刨地》《播种》《收获》《牧羊》等版画。美术工作者还创作了《帮助群众修理纺车》《炼铁厂》《解放了的矿工》《地雷阵组画》《雁翎队》《投豆豆选好人》《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等作品，用美术歌颂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歌颂根据地建设，发挥了文艺支援抗战、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作用。

　　《讲话》为抗战时期音乐工作注入了新力量，推动了音乐事业发展。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音乐工作者在《讲话》鼓励下，创作了《东方红》《南泥湾》《夫妻识字》《拥军花鼓》和《军民大生产》等，推动了民族音乐的进步。晋察冀边区，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革命音乐是抗战文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族解放运动注入了精神力量。

　　四、结语

　　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推动了抗战文化事业、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发展，为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讲话》指导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通过创作大众欢迎的艺术作品推动时代的进步，不仅指引了抗战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于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25］。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26］为此，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27］

　　（作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延安精神<陕甘宁革命史>研究所所长，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基地专家）

　　注 释：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4年第20期。

　　［2］姬乃军、姬睿：“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人员的考证”，载《延安文艺与先进文化建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45页。

　　［3］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

　　［4］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5］聂文婷：“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学习时报》，2022年12月16日，第5版。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9］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86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86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20］《延安文艺与先进文化建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5页。

　　［21］“中央文委确定剧运方针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载《解放日报》，1943年3月27日。

　　［22］“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文委关于改进剧团工作的指示”，载《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2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24］凡一：“盐阜根据地戏剧运动史料”，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四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页。

　　［25］“习近平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参见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50523/1a5115b07861431abbd3916da4a555cd/c.html。

　　［2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4年第20期。

　　［2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4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