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这场关系民族危亡的战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的三大法宝著名论断，指出“没有统一战线就不能抗日”［1］，深刻揭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其中第九条是“坚持统一战线”，并强调这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2］，必须长期坚持。梳理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御敌，维护、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抗战到底，汇聚起团结抗日的强大力量并最终推动抗战走向胜利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首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1931年9月20日，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4］，率先举起抗日旗帜。此后，又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5］。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并向华北增兵，民族危机逐步加深。党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必须更广泛地联合全民族的力量来抗日。这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等的名义，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提出“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此来“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6］。

　　在红军长征期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党主动“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7］。中共中央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就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毛泽东在随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充分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瓦窑堡会议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得到了全国广大民众的拥护。毛泽东在1936年8月给友人的信中指出：“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8］

　　在党的努力工作下，先后恢复、整顿和重建了华北和南方的一些党组织，同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爱国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同红军达成协议，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关注到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党先后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9］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变化。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10］此后，经过多次、反复谈判，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这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得出的正确认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提出抗日，到1933年提议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一致抗日，再到长征途中及其后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直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始终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坚决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党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一方面，从党内来看，在全民族抗战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已经提出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但这个原则最初并没有为全党所充分理解。从敌对斗争到团结抗战，这个转变一下子并不容易。在统一战线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而国民党在实力上占优势，对中共和红军长期采取限制和削弱政策。同时，由于共产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统一战线经验，特别是1937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导致一部分党员在统一战线中出现了“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因此，“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11］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中共中央为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这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的正确主张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9月至11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口号，并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强调“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2］。这些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毛泽东后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3］

　　另一方面，国民党虽然在全民族抗战初期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会战，但其对中共始终采取限制和削弱政策。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反共倾向则明显增长。国民党陆续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在各地陆续制造军事磨擦，制造多起袭击和杀害共产党人的惨案。从1939年冬开始，更是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14］如何处理国共之间的矛盾呢？中共中央分析认为，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15］在斗争的同时，毛泽东还告诫党内同志，“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的危险，是怕反磨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磨擦的必要，忘记了区别性；在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16］

　　中共中央在应对国民党磨擦斗争的考验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策略总方针方面，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方面，坚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同时又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17］等。这些重要的策略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实践，对坚持全民族抗战具有重大意义，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是坚持抗战到底的。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聚起民族力量，推动抗战走向胜利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的殊死搏斗，必须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1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

　　政治民主是建立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9］。在根据地建设中，民主政权建设是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实践中，各根据地创造出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多种选举办法，极大保障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妇女的力量在抗战中具有重大作用。党提出，“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20］，必须“建立广大妇女群众的抗战建国工作的统一战线”，团结各党派、各阶级的妇女群众。为此，党要求加大妇女教育力度，改善妇女生活状况，积极开展赈济、慰劳和募捐等活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运动，改善抗日家人家属生活，帮助妇女解决家庭困难，提高妇女地位等。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老舍先生于1939年9月参观了延安，他后来深有感触地对好友臧克家说：“崭新的天地，崭新的人，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21］。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大批爱国青年和一些知名人士及华侨冲破重重阻力，不断涌向延安。党先后创办了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校等一批学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骨干。在国统区，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做了大量工作。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广泛团结民族工商界人士，积极争取受国民党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联系华侨、宗教界人士，广交外国朋友等，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团结他们参加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共有近800万人［22］，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延安成立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简称“海委”），朱德任主任。海外华侨为中国抗战不仅积极捐款，还主动回国参与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到延安的华侨青年就有约六七百人，其中有些随军到前线，有的奉命返回海外做侨运工作，留在延安的约300人。菲律宾华侨成立华侨青年战时服务团，分4批回国服务。在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机关工作的归侨有70多人。许多华侨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曾任八路军第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女教导员的李林，原是一名印度尼西亚华侨，学生时就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参加八路军后，为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率骑兵连勇猛冲杀，负伤后壮烈殉国，年仅25岁。李林牺牲后，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新西北报》发表社论，称赞李林是“中国民族英雄的最光荣典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民族生死存亡，全体同胞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空前团结起来，争先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23］“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24］，在全体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最终取得胜利。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

　　力量生于团结。中国共产党依靠团结奋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挽救民族危亡奋勇斗争，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统一战线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历史经验。

　　党的坚强领导是统一战线胜利的保证。统一战线是广泛的队伍，其内部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毛泽东曾指出：“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25］。实践证明，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至关重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坚持而不破裂，就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党始终坚决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了“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26］。

　　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统一战线中包含统一性，也包含独立性。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既统一，又独立。对于磨擦，如果只是让步，那么统一战线就没有了，抗日就会失败；如果斗争过火，抗日同样失败。因此，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同时又要处理好斗争的“度”。只有党的力量增强，才能巩固统一战线。

　　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方关系。党正确分析统一战线中的各方力量，对国民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党外人士制定和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在各个时期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和发展。

　　五、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坚持和发展，推动了各党派、各阶层的团结合作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实践，也使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趋于成熟，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大党。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总结经验时指出的：“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27］。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全过程：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凝聚各方面力量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后，形成“爱国统一战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支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统一战线”明确为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凸显其重要历史地位。

　　统一战线科学，是以“大团结大联合”为本质要求，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以“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为方针，以“法宝作用”为历史定位，以“服务民族复兴”为时代使命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工作规律的体系。这一科学体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融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和合”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

　　（朱昔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王光鑫：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0页。

　　［2］《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37页。

　　［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0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8页。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7页。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页。

　　［8］《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9］《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43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1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4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539页。

　　［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3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366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21］《臧克家全集》第五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22］《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2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7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页。

　　［2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