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和核心要素进行了系统阐述。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进一步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也是做好农业工作、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指引。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当前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和重要研究议题，需从历史规律与国际比较的宏观视野、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多个维度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背景、内涵、特征，这不仅是准确把握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政策着力点的重要前提，也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展农业工作的应有之义。

　　一、我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一）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源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性跃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是源头，主要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产业升级提供全新工具，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产业创新是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基本途径，主要解决“从有到用”的问题，是科技成果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产业，科技创新驱动农业发展形成农业生产力。从全球科技革命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突破，都极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给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质的飞跃。第一次科技革命驱动工业革命推动了机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以纺织机、拖拉机等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创新应用，改变了传统落后依靠手工的农业耕作方式，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石油化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以杂交玉米种子与化肥、农药等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创新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以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为代表的生物技术重大突破性创新应用，改变了传统的驯化育种和杂交等育种方式，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当前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迅猛发展期，已呈现出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我国需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加快生物技术革命与数字技术渗透、绿色技术重大突破创新等在农业领域应用，以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极大优化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符合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需求。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而当前我国农业尚未摆脱传统发展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农业科技、效能与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一是农业资源环境面临刚性约束。与水土资源禀赋较好的美国、巴西等全球农业大国相比，我国“人均耕地、高质量耕地、后备耕地”少，水资源相对匮乏且分布与耕地资源分布不匹配，已经成为阻碍现代生产要素采纳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突出短板。二是农业生产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二、三产业，并且农业就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也低于后发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和巴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仍有显著差距。三是传统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我国粮食产量提升仍未摆脱传统农业生产资料大量投入如化肥的大量施用和农药高强度的使用等，农业发展仍未摆脱“靠天吃饭”、依赖于自然天气条件与资源禀赋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需要。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不高，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获取的报酬较低，支撑农民增收的传统动能逐渐减弱，亟待依托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动能，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补齐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

　　（三）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与我国国情、农情相结合，与制度创新保障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相适应。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制度创新能够激发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加强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看，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将生产力理论动态发展与我国现实国情、基本农情相结合，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新实践和新发展，蕴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因此，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体现了科技进步驱动的农业生产要素重组、农业生产工具迭代和农业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的系统性变革，是破解我国“大国小农”难题的关键。因而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有效破除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制约和卡点、堵点，形成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与主要制约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现代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等前沿科技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的基本表现。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技术革命、要素重组、产业变革深度融合，核心在于通过科技创新与农业资源要素的整合，打破土地、劳动力等传统农业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是将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农业要素创新性赋能，以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拓展农业生产空间、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农业发展韧性、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的农业发展方式，其中包括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即农业人力资本的提高，对农业劳动资料的科技赋能，农业劳动对象的科技驱动。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及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体现科技创新驱动，由新技术赋能农业领域；二是体现资源要素的协同创新，即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资料、农业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三是体现区域适配性，结合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农业基础与经济发展区位优势，突出因地制宜；四是体现生态正外部性，践行新发展理念，统筹粮食安全与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对农业资源要素的创新赋能，包括对传统农业资源要素的赋能，如土地制度创新、数字要素的产权明晰、农业生态价值增值、智慧农业价值创造等；二是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如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科技、智能、知识等赋能农业劳动力，促进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三是农业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的创新，如将农业科研创新与农业产业有机融合，使农业科研机构、涉农企业或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小农户有机链接等，实现包括小农户在内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三）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制约。一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虽然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已整体迈进世界第一方阵，但仍面临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技基础研究薄弱，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效率不高和区域间农业技术发展及推广应用不平衡等问题。二是生产要素配置仍存在制度性约束。土地细碎化问题突出，我国小农户多、户均耕地少、经营规模小，短期内难以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的门槛要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明显，对新技术、新经营理念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应用慢；农业大数据平台跨部门间共享不足，农业数据要素壁垒形成“数据孤岛”效应；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本高，适宜大面积推广的农业绿色技术不多。三是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与产业链供应链薄弱风险并存。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对农业不利影响增多，农业发展仍有风险隐患。如大豆、植物油等重要农产品进口依存度、进口集中度高；部分重要品种的优质种质资源仍依赖进口，一些重要生物育种技术知识产权少、核心专利不足；高端农机具及关键零部件研发滞后、质量不高，特别是智能农机装备如激光雷达、高精度导航芯片等仍依赖进口；数字技术如农业信息技术智能（AI）算法、高精度遥感卫片等依赖国外开源框架和开源信息。

　　三、推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几个着力点

　　（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生物技术赋能种业科技。加大生物育种技术基础研究投入力度，逐步推进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技术、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研发创新及技术作物产业化应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技术成果转让机制，提升种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组建跨学科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水平大学共同建设生物育种平台，加快重点攻克一批突破性品种，尽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二是推动智能技术赋能农机装备。加快国产高精尖端农业机械、智能农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因地制宜推广适宜平地大规模大马力机械和适宜丘陵地区的小型农机具，突破丘陵山地农机无级变速、果蔬采摘机器人柔性抓取等技术。三是推动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农业。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精准农业发展，逐步推进耕地、水肥、气象等农业墒情数据与作物生长、畜禽养殖周期数据相结合的精准种植、智慧养殖发展，支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根据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农业基础与经济发展区位优势，协同优化农业发展空间布局，探索创新政策工具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平原农业区域，如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平原地区，着力推进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与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大农业相结合；在山地丘陵农业区域，如西南丘陵山区，针对耕地细碎化、特色农业附加值低等问题，着力推进智能微型农机研发应用、发展无人机及社会化服务、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链、延长价值链；在干旱半干旱农业区域，如西北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地区，着力推广智能节水滴灌系统、采取以地适种和以种适地农业生产方式；在沿海与城郊农业区域，着力推进科技赋能设施农业与立体垂直农业等。聚焦农业智能化、集约化、可持续化发展方向，通过技术创新缓解资源约束，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发展垂直农业系统、设施农业，促进立体空间高效利用，从平面向立体空间要产量要效率；发展养殖工船、深远海养殖技术，拓展深远海养殖空间等。

　　（三）制度创新保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是探索土地制度创新。针对部分地区土地细碎化导致难以规模化经营，流转市场不健全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产权不明晰抑制经营投入积极性等问题，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土地要素，探索村集体土地资产股份化，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合作社；在一些土地细碎化县域内地区试点承包权跨村流转，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连片经营；探索经营权电子化，实行抵押融资、保险投保等，提高农业经营稳定性。二是探索建立数据要素制度体系。推动成立国家农业大数据平台，建立农业大数据共享机制，加快跨部门农业大数据共享，构建农业大数据确权、交易、安全三大制度体系。三是探索绿色金融制度创新。探索绿色低碳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创设绿色农业信贷产品，给予农业绿色信贷低息政策优惠，鼓励农业生产经营者采用增产与绿色发展协同的新技术；探索农业碳汇纳入碳汇交易市场，发挥农业碳汇作用。四是完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实施农业科技人才培育行动，既要培育前沿科技创新型研发人才，也要培育育繁推一体化复合型人才，还要培育扎根农村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人才，分类给予政策倾斜。五是实施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提升长期行动。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农民，逐步把农业劳动力逐步转变为农村人力资本。从长远考虑，针对当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学龄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早期基础教育投资力度，既避免城乡居民在教育起点上的“代际差异”，也提早培养部分未来农业劳动者；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针对当前农业劳动力人口，根据需要，有针对性探索多种途径加强职业技能、经营发展等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六是创新联农带农促农增收方式。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小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将联农带农作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引导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农户等紧密联合与合作，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多种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编：霍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