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法治思维五大表现
作者:郝铁川(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就必定先有中国式法治思维。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内容,并且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创性。遗憾的是,学界虽有研究法治思维者,但无研究中国式法治思维(或曰中国特色法治思维)者。笔者经过初步思考,认为中国式法治思维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政党领导型
在域外法治现代化道路中,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型”;有自上而下的“改良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没有政党领导,政党是在现代化完成之后的议会选举中慢慢形成的。而中国与它们不同,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政党推动型。孙中山是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是完成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又进行“一化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
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载体。体现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领域,则是把基层群众的实践创新与党中央的集成创新、顶层设计相结合,把自下而上(从群众中来)和自上而下(到群众中去)两种方式相结合,调查研究、试点先行、设立特区等都是其中的工作方法。在民主、集中两个层面中,中国更加强调集中,主要表现为强调两个“最高”,一是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
注重对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
法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公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域外一些国家的做法是建立横向的分权制衡。中国共产党主要采用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两种办法约束公权力,人民监督的制度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自我革命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及其实施,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在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两个层面中,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自我革命的有效性。特别是巡视巡察制度,它以自上而下的监督为主,结合自下而上的群众访谈,巡视巡察组由审计、财会等各方面专业人员组成,形成纪监合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强调对各级“一把手”来说,自上而下的监督最有效;要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
注重秩序优先
1982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党中央一直提醒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该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其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领导人员参照执行该规定。第四条规定,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格局。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违反本规定或者未能正确履行本规定所列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责任督导和追究:本地区本系统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连续发生重大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安建设)考核评价不合格、不达标的,等等,应当进行责任督导和追究。《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五条第2、3、4、5、7款亦有类似规定。
注重实质正义
其主要表现:一是强调要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特别是要坚持社会效果第一。二是强调办案既要打开当事人的“法结”,又要打开其“心结”。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要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三是要坚持诉源治理、群防群治,要结合新形势推广并不断总结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用力,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中国式法治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中国国情、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中国注重权力集中,是为了建立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优势,赶超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注重权力主体间自上而下的监督,是因为这种监督威力大、效率高,且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符合赶超型现代化的要求;中国注重秩序优先,是因我国“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尚未形成、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未在总人口中占据多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中国注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因为坚持基层实践创新和中央顶层设计推广及理论制度创新相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