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这两年，中国经济靠什么拉动？这股拉动力后劲儿如何？又将迈过哪些坎儿？时至年终，一起总结展望一下。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

　　最大韧性所在

　　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市场主体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克服了许多困难，我国经济总体上持续恢复。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

　　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说，成绩缘于长期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向。

　　首先，2020年疫情发生后，我国经济恢复主要靠工业带动。截至今年前三季度，经济恢复的平衡性有所增强：一产同比增7.6%，二产扭转了我国制造业比重连年下滑的局面，三产累计增速也恢复到9.5%的较高数值。

　　其次，内需稳步恢复，外需增长较快。我国能够迅速满足外需的扩张，也是中国经济今年以来的亮点之一。在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国际疫情仍在蔓延的情况下，出口对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凸显，这也说明我国制造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市场竞争能力都十分强大，更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向是十分正确的，是我国经济最大韧性所在。

　　再次，物价、就业、收入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保障。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6%，10月份同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上涨13.5%，涨幅比上月扩大2.8个百分点。“对于全年物价上涨，我们的预期目标是控制在3%左右，应该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另外，1到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已经提前完成全年新增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同时，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长9.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1.2%，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收入，这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杨伟民这样说。

　　而要稳定经济增长，杨伟民表示，明年我们应关注5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挑战来自经济增长本身。“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基数很高，所以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压力会很大。今年经济增速会超过6%的预期目标，但两年平均增长低于2019年6.1%的水平，进入到5%的台阶。尽管这是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所致，同时，我国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必然下滑。但回落幅度略大，因此明年要保持经济常态化恢复，下大力气稳定经济增长速度。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持一个合理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是推动发展的主体，没有政府的推动，企业很难实现发展。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要加大推动发展的力度。监管是让企业更健康、更规范地发展，并不是说不发展。”杨伟民这样说。

　　第二个挑战是疫情，因此要努力做到疫情防控快而精准，减少停摆的人口和停滞的经济活动规模。

　　第三个挑战是房地产。在杨伟民看来，房地产市场风险并非来自短期因素。目前部分城市房价已超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承受力，对制造业、对创新构成了负面影响，也不利于人口的长期增长，而人口增长减弱对长期发展更为不利。“因此，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这就会涉及一系列改革。”杨伟民表示。

　　第四个挑战是能源及其产业结构。“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双碳’的顶层设计文件，国务院也作出了一些政策安排，相信明年因缺煤、缺电导致制造业下滑的情况会得到扭转。”杨伟民表示。

　　第五个挑战是居民消费。“最终消费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居民消费的增加，很可能是政府消费增加了或增加更多。因此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合理分配劳动报酬与其他要素报酬的比例，这既是推动共同富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稳定经济增长的长远大计。”杨伟民这样说。

　　跨周期视角策略很有必要

　　“年初政府定的经济增速是不低于6%，这种目标是留有较大余地的，正常情况下，应该力争8%以上的增速，两年平均达到5%左右。以此为基础，明年再争取不低于5%的增速。”谈及对明年宏观经济的展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日前在公开场合这样表示。

　　相比增速，刘世锦更关注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他认为跨周期的视角和策略很有必要，强调先立后破。特别要关注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稳定和长期平衡的问题。不仅要认识到货币政策能做什么，更要理解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与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我们更需要关注结构性潜能，因为中国真正的增长潜力主要还是来源于结构性潜能。

　　“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被有些人视为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如有人认为电商平台发展挤垮了大量传统商铺，也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技术的结论。”在刘世锦看来，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讨论中，有必要提出一个生产率标准。从生产率标准出发，需要关注一种被称为“数字化实体经济”的经济形态的发展。这种实体经济通常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数字技术领先、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特点，因而显著提高了生产率，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体现了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带动传统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应当明确，我们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不是仅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生产，不是把所谓的‘硬科技’与‘软科技’对立起来。我们的真实挑战是如何推动前者向后者转型。”刘世锦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期待进一步扩充中等收入群体

　　“如果让我高度概括，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就是两条。”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这样表示。

　　第一条是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这10亿人口大部分在农村，中年人进城打工了，但老人和孩子还住在农村，这10亿人口中间，至少4个亿应该有希望用15年的时间把他们吸引到城里来，成为新的中等收入人群。这是我们的“肾气”所在，而要释放这一潜力，就要保障城镇化进程。

　　第二条是科技能让产业生产效率提高，进而提升竞争力。此外，传统产业变为绿色低碳产业的过程中，需要投资，而投资就会拉动经济。

　　“这两个增长点还需要进一步营造。短期看，需要我们摒弃盲目乐观，付出更多努力。”李稻葵表示。

　　谈及如何释放潜力，李稻葵表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合我们的工作，建议我们像上课一样，重修这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要把政府的行为放到经济分析中去，去理解经济运行，从而更好地制定经济政策，真正把政府的行为调整到位，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李稻葵进而强调，对于各级政府的经济激励应到位：“比如建议给地方政府足够的经济激励，让其去促进城镇化发展，主动吸纳尚未纳入中等收入群体的10亿人口，让他们进城。”

　　李稻葵同时建议，政府要积极培育碳市场：“低碳是我们的国策，现在有两个思路：一是给碳排放企业制定排碳上限，推动限排+排放权交易；二是排碳征税、提高用碳企业成本，进而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碳税成本。我比较倾向于第二个思路，因为碳交易给出的碳价格是不稳定的，相比之下，碳税更容易确定，也更有利于培育出一个减碳的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