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亚原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在了解西南联大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光荣历史后，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具有特殊意义的综合性大学，谱写和铸就了世界教育史、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国北方和沿海地区先后沦陷。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1937年11月，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有300多名师生沿着陆路步行，跨越湘黔滇三个省份，历时68天，行程16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到达云南昆明。经过这段苦旅迁徙，三所学府终于以联合办学的方式重获新生，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上课。同一时期，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上海医学院等学校也迁至昆明，大批学者、教授、文化界人士云集，从此开启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教书救国、读书报国为主要方式的文化救亡与抗争运动。

　　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从1937年8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2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9位，176名“两院”院士（含附属中小学4位院士），以及100多位文化学术大师……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他们在战火中赓续中华民族的文脉，保留中华文明的火种，传播民主思想，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点燃起中国人民的爱国情、强国志。

　　党的领导贯穿西南联大始终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原来北大和清华地下党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这是西南联大党组织的源头。西南联大迁滇之初，党通过校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支部开展工作。1939年3月，在中共南方局的指示下，由中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西南联大党组织正式建立。联大党支部发动青年学生组织成立各种社团，在校内外大搞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学生社团编辑出版《南方》《前哨》《战歌》《警钟》等刊物，刊载有关抗日民主内容的作品；办壁报，撒传单，开展演讲，为抗战而呐喊；组织文学、话剧、歌咏等各种宣传文化活动，有意识地从政治上影响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组织迅速将西南联大已暴露的56名党员和群众社团骨干百余人疏散到云南各地隐蔽。这些党员骨干把抗日救亡的火种带到各地，他们或深入工农广交朋友，或到中小学任教，组织进步社团，为当地培养了革命力量，还动员了一批优秀青年报考联大。西南联大原有党员分散转移后，余下的9名党员转入地下，遵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及“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指示继续开展斗争。之后昆明乃至整个国统区经历了三年“可怕的冷静”。

　　1944年，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好转，从鄂西、重庆、陕西、两广、南洋等地转入的部分党员来到联大，部分疏散出去的党员陆续回校，为联大党支部的恢复重建创造了基础。经过考虑，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重新成立西南联大党支部。

　　新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有学生核心组织统一领导。1945年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扶持引导下，联大进步学生秘密组建民主青年同盟，面向全市大中学生及青年工人发展盟员，逐步成为全市性的中共外围组织，在联大党支部领导下，带领广大同学投入火热的斗争。此后联大的民主力量与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等学校密切协作，一次次发起全市性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群众抗日民主联合行动，为日后席卷国统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西南联大成为云南地下党的主要阵地，在开展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团结广大师生，发挥了核心作用。据统计，在前后8年多时间，在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学生共有206人。当时，联大党组织是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其中1940年这一年，共有党员83人，约占全云南省党员总数的1／3。

　　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抗战时期在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大，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带来了新鲜活力。爱国师生和爱国人士汇聚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之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昆明逐渐成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抗战时期，昆明知识分子云集，中国共产党为使那里的民主力量有较为安全的环境，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动爱国知识分子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组织昆明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士聚谈，讨论时局、学习公开发表的中共文件，为高级知识分子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提供了阵地，“西南文化研究会”实际成为“当时昆明知识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核心”。联大党组织也特别注意做知名民主教授的团结引导工作，联大教授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闻一多、吴晗等人，就是在党的直接帮助和影响下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走上斗争道路的。

　　联大乃至昆明能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旗帜，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共党组织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期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教员们更多地具有民主意识，如吴晗给学生开的书单上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作；闻一多在课堂上朗诵革命诗人田间的诗，赞颂解放区的成就。在西南联大，讲课好、思想进步的教员所开课程常常人满为患，学生可以跨系自由选课，校外师生、工人也可旁听，扩大了民主声音的传播。在昆明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中，联大进步教授们的宣传鼓动作用非常突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实际充当了学运的公开领导人。

　　联大民主运动有声有势，与党对龙云等上层人士开展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在党的统战工作影响下，龙云政治上发生积极变化，他不热衷于干涉民主运动，并且与共产党建立良好关系，在国共间保持平衡。在龙云默许下，当时的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不断刊登新华社消息，转载《新华日报》文章，甚至还刊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新阶段》等。生活书店等十余家书店公开销售进步书刊。抗战后期，龙云的民主倾向和反蒋立场日趋明朗，设电台与中共保持联络，允许《新华日报》在昆明设营业处；其本人于1944年冬秘密加入民盟，其长子龙绳武、亲信缪云台、部下刘达夫等人也先后入盟。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靠拢中共领导的民主进步力量，对于在昆明更广泛开展民主运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意愿和要求，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1945年11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真相，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各地纷纷响应，联大党组织经过民青支部、学联提议，由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研究决定，于11月25日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反内战时事晚会。学生代表与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决定，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在晚会上演讲。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阻挠，大会改在联大新校舍大草坪举行。

　　11月25日傍晚，昆明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6000多人，集中到联大新校舍大草坪参加大会。大会进行中，国民党当局派兵包围联大，多次向会场低空发射枪弹进行威胁，割断电线破坏照明。演讲人和与会听众都十分愤慨，大家并没有被吓倒，会议继续进行，同学们纷纷要求举行罢课以示抗议。26日晨，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诬蔑与会师生的造谣消息，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中共云南省工委支持学生罢课，指示要实现全市大、中学校总罢课。28日罢课开始；29日，罢课学校增加到34所（昆明大、中学校共44所）。

　　12月1日，国民党军官总队、警备部便衣队和三青团暴徒汇合，在联大新校舍门前投掷手榴弹，炸死南箐中学教师于再（中共党员）；在联大师院，炸死师院学生潘琰（女，中共党员）、学生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殴打师生，以致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昆明全市4所大学和40所中学3万多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随后，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国统区。延安和陕甘宁、晋察冀、山东、晋绥、冀鲁豫等解放区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声援昆明学生的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的支援更加鼓舞了昆明学生的斗志，中共云南省工委抓住时机，坚定地把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反内战时事晚会起，到1946年3月17日“四烈士出殡”，历时近四个月，是“一二·九”运动以来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这次运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代表了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各阶层民众共同的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并且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爱国运动，促进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

　　“弦歌不辍”精神财富丰碑永存

　　正如联大纪念碑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不仅荟萃、保护和培育了中国一大批科学精英，为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为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进一步培育和发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这在西南联大人身上得到了印证。

　　西南联大的辉煌，体现在教书救国的学者身上。严酷的战争并没有削弱教授们研究学问的热情，华罗庚在牛圈的楼棚里写出了《堆垒素数论》；金岳霖在轰炸中遗失70万字的手稿，凭借记忆重新撰写《知识论》；朱自清在一个个漫漫长夜因饥饿而无法入睡，仍写出了《经典常谈》等著作……他们的许多成果成为了日后各个学科发展的奠基之作。

　　西南联大的辉煌，体现在读书报国的学子身上。西南联大累计招生8000多人，培养出大量的学术大师、兴国英才和治国栋梁，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学子们，在不同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西南联大的辉煌，还体现在浴火重生的精神财富上。这种团结一致、英勇无畏的意志品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联大校歌）的家国情怀，这种在炮火威胁下不屈不挠的斗争胆魄，在困难环境中潜心钻研的坚强信念，在民族大义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必然是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

　　弦歌不辍家国情，丰碑永存启后世。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的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实质，为我们继承好、发扬好西南联大的宝贵精神财富指明了方向，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云南省政协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