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市政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并取得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中，创立和坚持了一种崭新的有别于其它国家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发端于人民政协筹备和新中国成立的演进中，而1946年即获得解放的大城市、东北解放区当时的首府哈尔滨，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最初的成功的实践过程。

　　毛泽东主席的重要决定和“五一”口号发布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包括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等问题。二是亲自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4月30日在城南庄举行，讨论了上述问题，通过并于当日由新华社对外发布了有23条内容的“五一”口号，新华广播电台即时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为题刊发了全文。随后，《人民日报》《东北日报》等解放区报纸亦全文转发。打倒蒋介石、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强音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五一”口号的发布，看似偶然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并非一个单纯的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号令。特别是第五条，使得筹备召开新政协成为了“五一”口号的代名词，也成为启动建立新中国的标志，堪称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宣言书。同时，它吹响了多党合作的号角，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协商建国的序幕。

　　毛泽东主席亲自部署在哈尔滨筹开新政协会议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采取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张东荪系燕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社会党并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因反对民社党参加伪国大又退出该党。符定一系文字学家，1946年应毛泽东之邀到过延安。张、符二人当时均在北京），感谢他们的来信，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主席在信中明确提出“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1948年5月1日，即“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主席致函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负责人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由民革、民盟与中共联合号召进行。委托潘汉年代为转达彼此的意见。毛泽东主席在函中提出：“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

　　1948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央名义给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发电，提出“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将各方反映报告中央。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发电致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请他们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提出“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29人名单。该电文再次明确表示：“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引发旅居海外的冯玉祥将军，爱国华侨陈嘉庚及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方民主人士极其热烈的反响，纷纷以举行座谈会、发表国内外通电等形式积极响应。特别是在香港，一时间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电给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对他们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和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主张极为钦佩，“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此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过电报，分别于8月2日、8月9日、8月27日、9月20日、11月5日具体布置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从8月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华侨的代表人士，应中共中央邀请，从香港、平、津等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接待民主人士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陆续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

　　最先由欧洲辗转回国的是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朱学范先生。1947年底，他以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身份出席巴黎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和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会议后，带着“要救中国只有依靠共产党”的信念和决心，在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的刘宁一同志陪同下，由伦敦启程，经布拉格、莫斯科，于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朱学范之子朱培康回顾说，“我父亲到哈尔滨的第二天，就给毛泽东、周恩来发电报，讲他学习了毛主席《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决定并诚恳表达要参加革命，在你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

　　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朱培康还回顾道：“我父亲朱学范到哈尔滨后，跟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提出来，他要到基层调查学习。于是他在东北解放区的农村和工矿企业调查研究了四十天。期间，他给远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写信说，‘范到哈尔滨已经有一个月了。住在这里受到了中共热情招待……范在哈市与沿途经过之城市，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气洋洋，有了生气。范访问了哈市有声望企业家双合盛面粉厂东家张老先生，他现在还是有三家工厂，工人有一千，他对范表示现在工商业有了保障……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深得人民的拥护。’”朱学范还把自己在东北解放区的见闻和生动事例，写成《新东北的新气象》，发表在1948年5月22日的《东北日报》上。

　　继朱学范先生先期到达哈尔滨之后，为了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转送到东北解放区，周恩来特别安排与民主人士广泛熟悉、曾任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的钱之光同志以解放区救济总暑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前往香港，组建了华润贸易公司，并以做贸易为掩护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在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连贯以及潘汉年、钱之光等人的精心安排下，第一批由香港乘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轮北上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4人，由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章汉夫等同志护送，经10多天海上航行在朝鲜罗津港登陆，在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迎接和陪同下，入境后再乘火车辗转到达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热情欢迎民主人士的到来，安排他们下榻当时哈尔滨最为豪华的马迭尔宾馆，分别住单间客房。还单独给民主人士配备了警卫、厨师和客房服务人员。蔡廷锴在日记中写道，他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人，于1948年9月29号上午8点30分抵达哈尔滨火车站。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高岗、林枫、蔡畅以及哈尔滨特别市领导朱其文、饶斌等前往迎接。9月30日，安排他们参观了哈尔滨市市容。10月1号，从前线归来的林彪，还专门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民主人士。

　　沈钧儒等于10月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自西柏坡联名复电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称：“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一俟各方代表大体到达，弟等即当趋前候教。”并嘱托“在目前准备期内，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1948年9月29日，就在沈钧儒等4位民主人士来到哈尔滨入住马迭尔宾馆的当天，朱学范也从刚刚恢复成立的全国总工会的住所搬到了这里。此前单独从香港北上来到哈尔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最早在香港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12位民主人士之一的王绍鏊，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地区民盟组织负责人、被誉为“东北人士的楷模”的高崇民，也来到马迭尔宾馆与他们会合。

　　就在由香港来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下榻马迭尔宾馆当晚，朱学范、谭平山、蔡廷锴这三位故交都非常迫切想了解彼此的情况，那一晚三个人聊到夜深人静之时。第二天一早，朱学范拜会了自己的老师沈钧儒，师生都没有想到能在哈尔滨重逢，彼此都格外高兴。朱学范回忆说，他们在交谈中提到了尚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说，现在形势所趋，国民党将领纷纷与他（李济深）联系之际，他正期待有所作为，暂时来不了。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来解放区是指日可待了。后来不久，李济深等20多位民主人士陆续由香港“北上”来到东北，到了沈阳和哈尔滨。

　　对由香港远道而来的民主人士来说，哈尔滨充满着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这一年的松花江，出现了冰封后又重新解冻的奇观。目睹这难得一见的自然盛景，心情大好的沈钧儒以《松花江封后复开》为题欣然赋诗：“江心冻后见奔湍，雪意连潮亦欠酣。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期间对时局、战局都非常关注，尤其是沈钧儒和王绍鏊。中共中央东北局将东北书店刚刚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送给每位民主人士，他们坚持学习，还做阅读笔记。王绍鏊有剪报的习惯，将《东北日报》等刊登的重要文章和前线战斗情况汇集起来，研究分析后与其他民主人士进行交流。章伯钧喜欢收藏，经常单独上街去旧书店，找古籍善本、旧拓碑帖，每次都收获颇丰。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蔡廷锴外出理发，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跟随了警卫，蔡廷锴并不知情。他无意间瞥见警卫员腰间的手枪，就问：“这人带枪跟着我，是什么意思？”经过解释，蔡廷锴才点点头，脸上的不悦之色也慢慢消失。

　　当天气晴好的时候，民主人士们还走出马迭尔宾馆，到附近的兆麟公园、松花江边或太阳岛，像普通市民一样，观赏哈尔滨自然风光，享受难得的轻松和惬意。

　　与此同时，又一位引人注目的民主人士也来到哈尔滨，下榻在马迭尔宾馆。她就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的夫人李德全，时任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7月，旅居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告别美国人士书》，宣布即将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回顾道：“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没有征求冯玉祥任何意见，就给他办了退伍手续。给他一个考察水利特使的名义让他去了美国。冯玉祥在美国到处讲演大声疾呼，揭露美国政府给蒋介石枪支弹药支持打内战，揭露蒋介石的黑暗。蒋介石痛恨他，后来吊销了他的护照，停发了他的工资，他在美国就成了‘黑人’。”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在李德全及子女陪伴下，带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强烈愿望，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踏上了归途。但戎马一生的冯玉祥，这一次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波诡云谲的黑海之上，“胜利号”一场至今仍是千古之谜的大火吞噬了将军的生命。

　　同毅然北上解放区的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样，李德全怀着巨大的悲痛、带着冯玉祥将军的骨灰，历经波折，于1948年11月2日由莫斯科来到了哈尔滨，投身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这位坚强的女性知道，悲伤是无助的，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才是对丈夫最好的告慰。

　　先期到达哈尔滨的各位民主人士见到李德全，特别是见到冯玉祥将军的骨灰，想起昔日与冯将军交往的情景以及与其共商发起民革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李德全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也被特务打伤，朱学范与她在共同的战斗中鲜血流在一起，革命感情更胜一筹。这样坚强的女性，见到大家时，想起冯玉祥将军回国途中黑海不幸罹难的情景，禁不住痛哭流涕。

　　谭平山、蔡廷锴提出举行一个追悼会，得到李富春同意和支持。10月16日，他们以民革小组名义在马迭尔宾馆礼堂祭奠冯玉祥以寄托大家的哀思。除谭平山、蔡廷锴、李德全、赖亚力、林一元和朱学范6人外，参加祭奠的还有高岗、李富春、沈钧儒、章伯钧、高崇民以及哈尔滨市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百余人。哈尔滨发行的报纸刊发了悼念文章。朱学范后来评价道：“李德全不愧为一位坚强的巾帼英雄，她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加‘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继承冯玉祥遗志，为民主而奋斗。”

　　除了上述先后来到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8位民主人士外，1949年初已由香港“北上”到达已经解放了的沈阳的李济深等18位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安排下，2月由沈阳来到哈尔滨参观访问，下榻马迭尔宾馆。他们在亲身感受民主东北和哈尔滨城市建设情况的同时，2月15日专程参谒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留下题词和签名。

　　在哈尔滨筹开新政协会议的活动

　　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经毛泽东同日审改后，发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中央指示高、李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约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举行商谈，并指示“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与此同时，周恩来及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高岗、李富春与在哈的民主人士恳谈一两次，征得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并请民主人士提出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名单。

　　1948年10月21日，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根据党中央的电报精神，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和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意见。协商筹开新政协会议实际上由此开端。

　　高岗主持会议。会上，各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各项建议，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

　　座谈会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大家不免联系旧政协进行对比。沈钧儒是唯一参加过旧政协的民盟代表，大家当然先请他发言。沈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说：“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亲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接着大家发言，颇为热烈。其中谭平山的发言较为系统。他强调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他谈到：“当前有些人却以为这是旧政协的还原，一心以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旧政协现在重新恢复过来了，其实新旧政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帝还装着盟国的姿态，马歇尔还能装作举足轻重的公证人；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蒋介石俨然是旧政协的中心；真正能够代表民主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被排斥在旧政协之外，特别是蒋氏利用旧政协开会期间调兵遣将，与美帝政治欺骗配合，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破坏旧政协，显然是一种有阴谋的行径。”

　　谭还说：“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决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由于谭提到领导问题，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的实现。”

　　1948年10月23日，举行了第二次座谈会，对新政协的具体事宜进行讨论。大家除同意中共所提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外，经过酝酿，一致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分别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对于筹备会召开时间，同意半数以上的代表到齐后举行，地点在哈尔滨。筹备会组织条例，同意由中共中央起草。同时还建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发给在香港的李济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征求意见。1948年11月2日李德全来到哈尔滨后，立即阅读学习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参加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

　　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答复：同意在哈的民主党派代表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仍应以平津教授为主要代表，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人物仍应以南洋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号召者最广最多。在筹备单位中，同意加上致公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两单位。这样，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共有23个单位。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1人，至多4人。其确定数目与人选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筹备会组织条例俟上述各点取得各方同意后，由中共起草，各方审阅，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

　　由于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参加新政协的范围问题，发言非常踊跃，会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主张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意见就分歧了。例如关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参加的问题，有的认为可以参加，有的认为不能参加。谭平山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能弃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朱学范想起冯玉祥、何香凝都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民主阵营合作的人，李济深的来信中更是着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朱学范与蔡廷锴、李德全三人都认为是否准许这些组织的人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议；沈钧儒也作了补充发言。中共中央接受了协商的意见，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并在以后的商谈中又加了一条：“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这就给国民党开明人士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开了大门，留有余地。这是新政协获得大团结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条。

　　就在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在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建议作出答复的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电，指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

　　1948年11月15日，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就中共中央11月3日的答复进行商谈，各民主人士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给予的答复，同时提出两点新建议：1.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2.如再有增加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11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上述两点建议。

　　其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将经过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8位民主党派代表人士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转发给他们。电文中说：“请你们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建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11月20日，潘、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在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主要是：1.有人提出，民社党革新派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与会者均不赞同。2.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3.有人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文协大多数理事均在国统区，且多系蒋系人物，无从推派代表，仍以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较妥。4.有人提出，华侨民主人士中各阶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5.有人提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哈尔滨方面征询意见。6.有人提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与会者认为，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7.有人提出，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如琼崖、东江等）似应列为一个单位。8.有人认为，国旗、国歌应事先研讨准备。9.关于共同纲领草案，各党派正在研讨中。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问题，民革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

　　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协商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关于建国程序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原本提出的建国程序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中央建议说，新政协即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这为1949年由人民政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后又经过几次座谈，并结合香港等方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朱学范8人，于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新政协筹备会：1.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2.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会议；3.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4.筹备会会址预定在哈尔滨。

　　（二）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1.新政协的参加范围是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2.新政协举行时间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3.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一是共同纲领的制定，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

　　（三）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这份酝酿于西柏坡及李家庄，往返于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最终在哈尔滨达成的文件，是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后，在新政协筹备活动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为后来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乃至新中国的诞生，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整个讨论过程，是民主协商的过程，是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初重要且成功的实践。

　　194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等，将在哈尔滨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和协商讨论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请他们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意并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随东北局转至沈阳再赴北平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沈阳和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2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由哈尔滨迁住沈阳。此前，东北局安排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王绍鏊、李德全等在哈的民主人士离开哈尔滨，或乘车或步行或坐雪橇，到了长春，逗留了15天左右，12月19日到达沈阳入驻铁路宾馆，并与第二批到达东北解放区的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汇合。12月26日，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等20余位民主人士由香港启程北上；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下榻大连旅馆，举行了欢迎宴会；又于1月10日乘火车到达沈阳。至此，汇聚沈阳的民主人士有35位。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及“天津解放号”专列专程赴东北迎接35位民主人士到北平。其后，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驻北平，筹备新政协并建立新中国即在北平举行。

　　1949年8月下旬，新政协筹备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说，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下来。他说，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接受周恩来的提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45个单位以及特别邀请人士、662名代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历时10天的会议，行使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国都、国歌、国旗、纪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在6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民主人士有3名，占了50%；在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27名，占了48.2%。这一组成，践行了中国共产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初心，也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新中国70多年奋进中生机勃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也必将绽放更加强劲的生命力。

　　（执笔人：张军，哈尔滨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