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心鉴

    百年大党，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成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完善，从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制度基础和治理体系支撑。党领导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深刻彰显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制度建设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的内在逻辑力量。

    新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建构保障社会主义新秩序

    调节社会矛盾，是国家制度形成的内在逻辑；维护社会秩序，是国家制度建设的根本价值。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精辟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对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这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国家职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制度建构，成功解决了在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薄弱的特殊条件下如何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社会主义新秩序这一根本问题。

    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制度建构的根本价值。人民在国家制度中居于何种位置，是区分旧国家制度和新国家制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构的根本原则和核心逻辑。为筹备新中国，毛泽东突出强调，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执政者明确地一以贯之地坚持国家制度建构的人民性，从而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启了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的新纪元。

    以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作为国家制度建构的根本职能。新国家的根本职能是建立和巩固良好社会秩序。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国家政权面临严重困难，刚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考验。而其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的，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威力尽快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充分运用和发挥政治优势，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新秩序，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组织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制度建构的根本任务。1954年，毛泽东在领导起草国家宪法时就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的总任务，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党在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新时期：以制度体系的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新纪元。新时期的国家制度建设，深刻彰显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和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上的政治胆略和政治智慧。

    以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国家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必须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二是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力；三是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这三大方面的改革任务，贯穿一条主线，就是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运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力量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新时期的制度体系改革，在理顺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党群关系等一系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成果。

    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最大政治效应就是创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着深邃的制度改革思想：其一，改革是发挥国家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治功能的必由之路；其二，改革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手段；其三，改革是使社会主义制度适应时代潮流、赶上时代步伐的强大动力。正是从制度变革的三大维度，邓小平高屋建瓴地赋予当代中国改革以深刻的革命性意义。

    新时代：以制度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制度改革与建设迈上了新进程。新时代、新征程，既是中国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又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与定型新的历史坐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开启了以制度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建设新征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确立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正是在深入总结十八大以来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制度建设新成就、新经验的基础上，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加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总任务：“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从而使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正是在全面推进制度现代化这一时代“大坐标”上，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时代价值和时代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改革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论述，深蕴着新时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我国制度体系建设的最关键环节是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制度自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变化要求，把制度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相互联系共同推进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必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严格执行，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贯穿于“两个一百年”的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辉煌历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根本制度建构，为新时期的制度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条件；新时期的制度体系改革，为新时代的制度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动力；而新时代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继续推进制度完善和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