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俊修

　　古代中国海洋意识比较淡漠，这主要缘于海洋与多数国人生产生活方式的相对疏离。古代中国发展路径基本上以内陆农耕文明为主，与游牧文明时有碰撞交流，偶有走向海洋之举，皆大抵源于君主个人种种目的或某个阶段特殊需求，缺乏走向海洋的根本动力。秦皇汉武之际的海洋探索不过是为君王“求仙访药”的独奏；郑和下西洋也因“远航的御用政治性注定了其不可延续”（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然而，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叩开国门，国人从对海洋的相对漠视之中苏醒过来，加强了对浩瀚大海的探索与思考，海权观念随之萌生并逐步发展。

　　从被动到主动：海防范围的延展

　　据学者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许华：《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5期）。外患时常自海上来，催生了中国社会精英的海防观念。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根据敌我军力和武备优劣之势，提出以守海口为主的近岸防御思想。他主张“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固守藩篱，使之坐困”的海防战略。“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失也”。“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62、884页）。林则徐建议清廷从长计议，着手海军建设：“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时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杨国祯：《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甚至招致批评。

　　林则徐与略晚的魏源，皆认识到西方列强之优势在于船坚炮利，因此，船炮力量与先进装备成为中国海防之必需。魏源还将林则徐“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的构想，升华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19世纪70年代中期，列强同时觊觎中国之东南沿海与西北边疆，“海防”与“塞防”便一并尖锐地摆在清廷面前。海防与塞防到底孰缓孰急？一时争议四起。

　　李鸿章认为海防是当务之急。若西北边塞失守，“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2页）；如果海防塞防同时着手，朝廷必“财用极绌”，陷入窘境。

　　时任湖南巡抚王文韶则极力主张以西北塞防为重。“时机之急，莫此为焉”，“目前之际，尚宜全力西征”（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十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23~4024页）。

　　左宗棠其时身负西北塞防重任，却能超出目力所及，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他主张“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皆绝不能停兵节饷，“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结果是：海防和塞防事务同时并举，议论多时的近代海军建设也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海防与塞防之争标志着传统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转变。然而，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清廷加强海防的努力彻底失败。

　　进入民国时期，一批有识之士为改变自晚清以来海防战略保守、被动的局面，加强国家自卫能力，提出“不得不另开蹊径，以讲求适应时宜之海防”。1935年，胡宗谦提出“攻势防御”的海防思想，意在既需具备自卫之能力，又可于外海具备有效之攻击力量。为此，他主张建设三道防线，即“潜水艇防卫”“海港军港建设”“江河要塞及内陆要塞建设”（胡宗谦：《国防破碎中之中国海防与海军建设问题》，《前途》1935年第3卷第8期）。1940年，吕超也提出“三道防线说”。他认为“一国的国防，军事学家向来把它划成三道防线，以敌人的领土领海为第一道防线，以本国国境为第二道防线，以本国内陆为第三道防线”（吕超：《怎样发展我们的海军》，《海风月刊》1940年创刊号）。吕超强调加强力量于第一道防线，以掌握制海权。其具体谋划虽与胡宗谦之主张大不相同，但核心意旨却是殊途同归，即将第一道防线置于远海。1941年，“新海军运动”的发起人郭寿生提出中国海防可分为“外海防线”与“内海防线”。

　　受“唯有攻势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思想之影响，无论是“三道防线说”抑或“内外二道防线说”，皆主张将近海的“守势防御”转为远海的“攻势防御”，如此“就可以在敌人侵入我领海之先，与敌人以相当的打击”（刘纯巽：《中国海军在抗战时期中之主要任务》，《海军整建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破坏敌人强行登陆或侵入内地的企图，进而形成有效自卫，捍卫民族主权。

　　西方列强的重重压迫，也刺激了近代国人积极思考太平洋形势。他们开始将中国视作“太平洋国家”，并作宣誓式表态，“我们须以太平洋主人的地位，树立中国之太平洋的国策”。这种以主人翁自居的信心，并非如同帝国主义列强般，是为谋求侵略和掠夺，而是主张一切国防外交政策，皆应以太平洋为出发点，中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太平洋地区安定与和平的责任。历史学家、政论家胡秋原提出，“我们生于太平洋时代，又为太平洋国家，自不能不注视太平洋，不能不以太平洋的安危为己任。我们一切国防外交政策，不能不以太平洋为出发点”（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论我国策之基点》，《海军杂志》1942年第14卷第12期）。

　　从军事到经济：海权意识的国际化

　　马汉是美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其海权理论具有世界性影响。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又译为《海权论》）一书，标志着其海权理论的提出和确立。马汉视军事控制、海运开拓、海外贸易为海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影响各国制海权的主要条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欧阳瑾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页）。

　　1900年，日本乙未会主办并在上海发行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这是海权理论第一次传入中国本土。1909年，深受海权理论影响的中国留日学生，以“讨论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在东京创办了《海军》季刊，针对海权问题进行集中讨论。1927年创刊的《海军期刊》，从第一卷第6期开始连载唐宝镐翻译的《海上权力之要素》，首次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核心内容介绍给国人。

　　马汉海权理论的传入，促进了国人海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开始将国家发展与海权联系在一起。时人提出“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海涛：《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海军》1910年第2期）。“我国苟不欲提高国际地位，保疆土之安全，并谋民族之发展则已；否则必须全国上下，对于海上权力之重要，有明确的认识，效法欧美日本，对于此种国防上必要之建设，协赞进行，尤须广育人才，以为群策群力之助。政府方面，更须兼筹并顾，而予以有可为之机能。巩固疆圉，维系和平，发扬国光，繁荣民族，合此无他道也”（陈绍宽：《对于国防上之感想》，《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号）。

　　海权理论传入之后，国人海权观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突破了过去单一的军事维度，视野延伸到海洋经济与贸易，甚至提出了以海兴国的设想。时人提出，海运为国家进化所必需，是“一国命脉之所在，凡发达的国家必定强盛，落后的国家必定衰弱”（魏文翰：《海运的基本认识》，《海建》1948年第1卷第2期）；而海洋贸易则成为民族繁荣之命脉，“在现代国际经济剧烈竞争，利害时相冲突之下，欲使民族繁荣，必须发展海外贸易，实属毫无疑义者”（吕德元：《海军与民族消长之关系》，《海军杂志》1935年第8卷第4期）。

　　孙中山提出了以海兴国的构想。1919年，他完成了关于振兴中国实业以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专著——《实业计划》，大力倡导军港、商港、渔港建设，与陆岸铁路形成联运，以沟通内外，促进国民经济兴盛发达。

　　时任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海权认识与孙中山如出一辙，将海权、海军、贸易视为一体，互为支撑。“领海完全与否，全看海军……如果海权能够扩张，那末工业商业才可制胜。因为有了海军，则商舶不致受人欺凌，尽可将我们的工商品运到他国，来交换贸易，吸收他国的金钱”（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自卫与和平：不变的价值诉求

　　自晚清至民国，国人皆将海军视作我们这样一个滨海国家的“障身之具”“防卫之道”。时人倡议整顿军备之目的，“纯为自卫而非征服，纯为防御而非发展”，“不胁威，不侵略”（郭甄泰：《东北海防》，《东方公论》1930年第21期）。在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之中，“发展海军，也就是救亡的重要途径了”（李一萍：《明日的中国海军》，《先导》1933年第1卷第8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艰苦贞定……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从而达到“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的效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筹海防应办事宜折》，《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这是一种面对危机的策略性应对和加强自我防卫的努力，并没有对外扩张的诉求。

　　对外侵略扩张，是近代西方列强所看重的海军主要功能。西方近代海军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的。海军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殖民扩张所依赖的威慑力量，是其维护自身利益和进行海外侵略掠夺的一个主要兵种，其发展壮大历程充满血腥与罪恶。而在近代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中，和平始终是主旋律。无论是晚清时人在船坚炮利刺激下产生的“借以为我所用”的意识，还是民国时人在海权理论影响之下萌发的以海兴国的体悟，都是一种“和平自守”的态度和主张。

　　近代国人海权观念历经演变，但自卫、和平的价值诉求一直未变，这与中华文明的和平传统一脉相承，是一种迥异于富有扩张性之西方文化的和平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空间概念中，“平天下”是人生目标的最高层次，依靠的是“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仁政，展现的是一种“文德徕远的世界主义”。“这种非强权的，建立在和平主义、伦理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是中国人宏阔的空间概念和崇高的理想境界”（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第250、251页）。

　　（作者：胡俊修，系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