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语言是人们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体现民族特性的重要元素。许多语言史家曾提到过西塞罗关于民族的界定，那就是族群与语言的共同体，语言在构建民族认同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了语言的代代相传，才有民族的生生不息。推广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并遵循基本的语言规范，对提高国民素质、传承历史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至关重要。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介绍了英语、法语、德语的发展演化及其在构建各自国家认同感中发挥的作用，以飨读者。

　　作者：汤晓燕（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694年出版的《法兰西词典》，把“民族”界定为“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同一个国家的居民，他们遵从相同的法律，说着同样的语言”。简言之，民族的首要定义乃是拥有共同起源与共同语言。语言对构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16世纪到19世纪，法语先后对抗拉丁语与方言，确立起法国民族语言的地位，而这也正是法国逐渐形成一个真正紧密结合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摆脱方言身份的法语

　　虽然学界广泛认为，早在百年战争之中，法国民族认同已开始萌芽，到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进一步茁壮生长，声名远播的王室宫廷与遍布全国的行政管理系统成为其有形载体。但是，法国这片土地上的语言却一直十分混乱，巴黎地区的居民说着法语，南部地区有不少人说一种被称为奥克语的罗曼语言，西北部地区则说普鲁东语，其他地区还有人说德语以及巴斯克语。在众多方言之中，法语的地位一直比较重要。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还颁布正式法令，要求王国内所有判决、任命、契约乃至遗嘱都只能使用法语。但研究法语的学者对于该法令的实际执行效果始终心存疑虑。在整个16世纪，法国文人圈与欧洲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把拉丁语作为著书立作的语言，教会系统与法律学界也都使用拉丁语。换言之，法国存在着两套语言体系，即教会或学者的语言以及日常语言，而法语则属于众多日常语言中的一员。当时著名的散文家蒙田关于法语的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法语过于日常，太简单甚至粗俗，无法用来表达思想与情感的精细，以及严肃的重大问题。

　　从16世纪中叶开始，法语的地位随着法国文化慢慢形成自己的传统日渐发生改变。法国文人认为，法语充满了活力，倘若进一步加以完善与规范，完全可以获得与古典语言相同的地位。其中的代表群体就是著名的“七星诗社”。在亨利二世的姐姐——法兰西的玛格丽特的支持下，他们发表了《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一文，明确提出要使法语从其他民族语言中脱颖而出，变得像拉丁语一样高贵。在实践中，“七星诗社”的诗人们用法语写作诗歌和戏剧，他们想通过语言，使法国实现文化上的真正统一。文艺复兴后期，巴黎成为欧洲文化中心，巴黎各大学汇聚了来自欧洲各地的优秀学者。虽然大学中的学术讨论依旧采用拉丁语，但是法语借助巴黎的文化优势，也成为当时学术著作的重要语言，很多重要著作被翻译成法语流传。至此，法语开始崭露头角，摆脱了此前只有部分民众使用的方言状态。

　　优雅法语的诞生与法国文化的兴盛

　　法语的重要性随着17世纪法国文化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也随之增强，而日后被视为优雅化身的古典法语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法兰西学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引领作用。最早由路易十三和红衣主教黎塞留成立于1635年的法兰西学院，在路易十四和科贝尔的竭力推动下，致力于完善法语、树立法语作品的典范并提升法语文化在欧洲的地位。它不仅不遗余力地支持把古典经典翻译成法语的译介工作，同时给拉辛、高乃依等剧作家，以及众多诗人发放丰厚年金，资助原创性的法国文化事业。正如它的初建者之一、著名文人贝里松所说的，“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讲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英勇故事”。事实证明，法国对语言文化事业的持续投入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涌现出布瓦洛、拉封丹等一大批优秀作者。随着法兰西文化辐射到整个欧洲，法语也成为欧洲各个宫廷里贵族们争相使用的语言。时人已经充分意识到推广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对滋养本国文学艺术以及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在法兰西学院之外，17世纪开始兴盛的巴黎沙龙活动也为法语的繁荣提供了丰沃的土壤。除了少数如梅森神父主持的学术性极强的沙龙，大多数沙龙在达西耶夫人等上流社会贵族女性的府邸举行，访客中有许多当时文化界的大人物，如博须埃、布瓦洛等人，但大多数参与沙龙的宾客并不能熟练掌握古典语言。所以，沙龙谈话总是使用通俗的法语来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或者新近出版的法语小说《居鲁士大帝》，抑或莫里哀新上演的戏剧。为了方便不懂拉丁语的沙龙读者阅读，笛卡尔的《方法论》使用了法语，数年后才译为拉丁语；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思想家帕斯卡也直接用法语创作了《外省书简》。正是经由沙龙的推广传播，法语逐渐成为同样可以讨论神学、科学等非日常话题的语言。更重要的是，经过众多文学评论家、诗人以及小说家的努力，法语日渐摆脱原有的粗俗与贫乏，走向优雅精致的方向。使用这种文雅的法语成为当时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就像法国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所说的，它“构成了加入某一特定政治群体的符号”。而法语的日臻完善反过来又促进了法国文化的发展。1680年，路易十四在巴黎大学设立用法语讲授本国法律的教授职位，改变了法律世界一直由拉丁语统治的局面。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文化圈旷日持久的“古今之争”，以“今派”的胜利而告终。古典法语的规范化与精致化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使得以法语写作的作者们能够用优美的语言创作出与古典作家不相上下的诸多佳作，法语变成精确、优雅与明晰的代名词。当时著名文人特拉松神父对此有深刻见解，他说，只有当我们找到并追随我们自己语言的特性之际，我们的诗歌与戏剧才能达到完美境地。

　　民族语言的最终形成

　　虽然法语在诗歌、小说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得了广泛认可与推广，但拉丁语在学术界以及各级学校的地位仍旧屹立不倒，直至1773年王家学院才有位名叫让·路易·奥贝尔的法语文学老师首次用法语开设公开课。并且，法国外省多种方言并存的情况直至大革命时期依然非常突出。法语要成为真正的民族共同语言还需要历经时日。

　　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像爱尔维修等启蒙哲人已经在抨击大学教学把已经死亡的拉丁语作为工作语言，而不使用与现实联系更具体、更紧密的法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语言问题如同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混乱的度量衡、行省划分一样，成为“新生法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考虑，大量公共事务需要民众广泛参与，使用相同的语言便于法律与政令的传播、解读与执行。鉴于当时2600万法国人中，大约有1200万人并不会说法语的情况，不少重要的法律文本，如《人权宣言》等重要文件都不得不翻译成当地语言。所以，许多国民公会的代表提出要大力倡导法语，以扫除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文化障碍。另一方面，语言被视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1791年，以杜梅尔格为首的革命者成立了“法语爱好者协会”。他们认为，语言是建构民族过程中凝聚个体与共同体的重要桥梁，是政治改革的有效辅助手段。因此，革命政府计划在新建的小学和理工大学里讲授法语，进行一场“语言革命”。从1789年到1815年，法国民众中讲法语的人数大幅度提升。就像有研究所指出的，“革命事件改变了国家主权的原则，同时也改变了语言学的权力原则：国家的书写语言应当被所有公民执行”。

　　如果说让所有法国人讲同一门民族语言的理想在大革命时期只是初步萌芽，那么19世纪就是这个理想成为现实的阶段。从1823年开始，由时任大学监察长的诺埃尔和语法学家夏普萨尔主导，在法语教学中推行规范的语法。他们还编辑出版了《法语新语法（附练习）》，该书在不到40年间已经再版了48次，可见其影响之大；两位作者又于1826年出版了《新法语词典》，使法语的词汇亦日益标准化。由此，至1848年前后，官方法语基本固定下来。到了儒勒·费里主政教育部阶段，法国政府进一步把书面法语编成系统的学校教科书，使之进入了法国千家万户。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法语最终取代了普鲁东语、佛拉芒语、奥克语、巴斯克语等地方语言成为唯一的民族语言。

　　语言统一与法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表明，分裂的语言状态与建立民族共同体的诉求是背道而驰的。作为民族单一语言的法语，不仅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搭建出沟通与团结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载着关于法国文化认同的使命，以及几个世纪以来法兰西民族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执着追求。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