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大变革时代，国内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在这个节点上，深刻把握“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内涵，有助于厘清问题，明确未来提升的路径，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实践意义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多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将生产制造环节“外包”，造成本国经济“脱实向虚”、资本“泡沫”累积，近年来不得不由“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同时，一些国家以疫情防控为理由，强化贸易壁垒，采取单边主义行为，造成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危机，导致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冲击。这些事例都说明，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是一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国家强大的根基。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速换挡的后工业化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产业结构加速“新陈代谢”。新旧动能转换与要素不断重组，驱动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以及新产业的快速崛起。乘势而为，把握新发展机遇，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韧性、实现经济长远发展的客观需求。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必须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全产业链的整合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链”的接续性、完整性与安全性。受第四次产业变革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加速重构，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体现的是世界分工格局的深度调整，需要产业活动与空间区位同时进行优化重组，对我国而言，需要从“两头外包”逐渐转向高端产业链本土化、低端产能向外转移的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也伴随着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重塑，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等国际贸易基础条件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这也意味着，我国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必须构筑以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比较优势。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体系齐全、门类完整的产业体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要看到，我国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技术优势不足。从外贸结构来看，我国出口总量大，但偏向于生产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进口需求量相对小，但核心技术的进口依赖较为严重，核心基础零部件、工业软件、集成电路、高端芯片等技术领域存在供给短板。

　　第二，产业链供应链横向、纵向延伸程度不够。横向上，表现为同类生产的集聚效应、品牌企业的杠杆效应、规模经济的虹吸效应不足；纵向上，表现为产业前后向关联、上下游协同有待提升，部分产业价值链简单，价值增值环节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三，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发展不均衡。按行业来看，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较快，以现代物流、配送服务为代表的数字化新业态以及以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等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新模式成长较为迅速；但工业数字化转型进展较慢，尤其在数字化技术、设备利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此外，工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先易后难”的特点，当前已进入转型的“深水区”。

　　第四，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有待提升。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市场需求萎缩与外部产能下降，带来国内产供销脱节的风险，加之传统产业的供给侧动力弱化，加剧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短期内，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虽无法被替代，但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位置，从长期来看，我国一些产业未来存在被替代的风险。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路径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渐进性增强，可以重点关注如下路径：

　　首先，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独门绝技”是科技创新，实现由过去的模仿创新到未来的原始创新，需要依靠政府体制机制创新、社会技术研发创新形成的合力。一方面，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成果转换机制在内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政府服务平台、研发中心等技术支撑平台建设，以资金链、人才链、服务链、信息链等多链条合力打通创新链；另一方面，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为创新主体，持续加大学习与研发投入，面向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技术，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为支撑，疏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痛点”。

　　其次，围绕产业安全与效率提升，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从横向看，一方面加强优势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精耕细作，实施质量提升策略，促进从简单价值链到复杂价值链的转化，防止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重视同类生产企业的联动发展，打造高附加值的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品牌，形成区域或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从纵向看，一方面要双向拓展产业环节，促进价值链的加长与延伸，实现两端攀升与高端嵌入，激发上下游信息共享、产业协同的链式效应，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的“补链”“延链”工程；另一方面要组建上下游企业梯队，增进供应链稳定，注重培育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

　　再次，抢占数字化转型先机，发挥互联网对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化方式评价数据价值，确保数字交易健康安全；二是加强数字化与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完善5G网络、数字平台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渗透，发挥新基建的乘数效应，为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赋能；三是及时出台各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行动方案与支持政策，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由单纯的制造型向制造与服务型转变，拓展金融、电信等服务业的线上服务业务，完善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保障。

　　最后，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这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内外并重、多元布局。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内需求体系，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实现需求的规模扩张与结构升级；二是促进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相结合，加快“网络直播销售”“在线消费”等营销新模式的发展，充分挖掘内需潜力；三是多元化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包括产品种类的多元化和供给渠道的多元化，以分散市场风险、减少地区依赖；四是在发挥国内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推进与各国的分工合作，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形成内需与外需的良性循环。

　　(作者：张红凤 张新颖，均系山东财经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AJY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