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打也不敢打，防也防不住”“眼看着庄稼被糟蹋”“很多人都不敢种地了”……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一些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加，其中野猪尤为典型。广东、湖南、安徽、陕西、甘肃、河北等地山区庄稼都不同程度被野猪糟蹋。多位村民反映，庄稼被野猪破坏后，也不知道找谁来处理，村民只能自认倒霉。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国家虽然对受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等损失的，有补偿的法律规定，但操作性不强。

　　野猪等野生动物数量增加，毫无疑问是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最有力说明。但是，对于各地明显增加的野猪毁坏农作物甚至伤人的现象，也同样需要“善后”，不能让农民只能自认倒霉。

　　这方面其实是不缺乏法律支撑的。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明确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但是，30多年过去，法学界的相关研究显示，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对待野生动物致害救济的问题上，规定过于简单和宽泛，对补偿的主体、标准以及经费来源等问题含糊其词。而去年8月，有媒体报道显示，我国已经出台补偿办法的省份只有8个。

　　由此也就导致，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实际上处于架空的状态。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各地农民反映农作物被野猪毁坏后拿不到应有的补偿，就具有必然性了。因此，当务之急，是各地应该尽快制定和完善好补偿制度的实施细则，并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给遭遇损失的村民吃上一颗“定心丸”。这个问题在多地出现，已有了相当的共性，上级部门或也应该有所敦促，并予以相应的资源、制度支持。

　　更进一步来看，这个问题或也有必要纳入当前的乡村振兴行动之中去。要知道，野猪对部分地区农作物的威胁，实际损害的是部分农民的发展机会。对这种状况不能有系统的解决，就很可能拖累乡村振兴的步伐。这一方面要求，对于村民的损失应有及时和足额的补偿，另一方面也提醒各地，应该重视生态保护的成本分担问题。这些年，对于退耕还林，各地都有明确的补偿制度，但是野猪毁林造成的损失，实际也是一种生态保护的成本，它同样不能只由村民个人来承担。

　　还应该看到，在生态保护角度，一旦成本分担不公，也不利于增进社会的认同。改善环境生态，本质上是要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个过程中，避免制造“受害者”群体是起码的要求。虽然野猪毁林目前仍只是影响到一小部分村民，但作为已经在多地出现的现象，它不应该被忽视。

　　野猪等野生动物对于村民权益的威胁，是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一个新问题。这也警示我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还需要有更周全的平衡机制设计。比如，一些地方的野猪数量迅速增加，威胁庄稼乃至人身安全，甚至造成部分地区的村民只能放弃耕地外出务工，这种“动物进人退”的趋势，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又将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应有提前的评估和应对。一句话，生态保护要推进，但对于生态改善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同样应该未雨绸缪。（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