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郎友兴

　　“综合集成”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方法论。在浙江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将“集成化改革”放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认识，以系统集成的改革推进“重要窗口”的建设。

　　制度改革到了依靠系统集成的时候。改革开放初期及随后一二十年里，我国主要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即试点探索、局部带动、层层递进，体现为局部性的特征。随着改革进入到深水区，零敲碎打式的调整往往效果有限，单靠某一单位、机构的单兵作战或某几个部门的联合也常常力不从心。以乡村基层治理为例，乡村基层的现实问题必须靠集成化改革与治理才能破解：农口、党务、民政等如果各自为政，单兵作战，其结果可能造成重复劳动，也可能会造成基层工作压力增加。

　　经验表明，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孤立的一次实践，都存在系统配套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史是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城乡一体化，改革历程表明先单一突破、走向局部，再走向整体。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也表明了管理模式从面向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并形成一核多元的主体体系，这些改革经验表明没有系统集成，就难以继续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浙江制度创新也到了走向集成化改革的时代。

　　以集成化改革方法论，推进浙江制度再创新。在集成改革方法论之下，浙江深化改革要树立两大观念。第一，作为一种改革方法论，制度集成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特征，为此，集成化改革需要树立大局、全局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全局观念就是一种整体、系统全面且全过程的思维与方法论原则。要有效推进集成化改革，需要增强大局意识，提升全局思维能力。

　　第二，制度集成具有协同性的特征，为此，集成化改革需要树立协同的观念，协同理念尤其要重视方案协同、落实协同、效果协同，以推进系统集成。制度的集成工作牵涉面广，涉及部门多，因此需要加强纵向联动和横向协同。只有通过纵向联动、横向协同，方能形成更大的合力，推进制度创新取得整体性、实质性成效。因此，通过强化系统性、全局性的思维观念，完善协同配合机制，从而有效推进集成化改革。

　　在集成化改革方法论之下，浙江深化改革要做好三个方面的集成。第一是政策与措施集成。改革要再深入，必须注重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政策与措施的系统集成，因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需要发挥各项改革措施的联动效应，放大整体效应、集成效应，以便能够更好地推进改革。要达成改革政策与措施的系统集成，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全面深化改革放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谋划，在方法论上，就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制定改革的具体措施，同时立足各领域改革的配套措施，使各项改革政策与措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而实现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

　　第二是功能与平台集成。通过集成化改革形成集成化治理。集成改革如同集成电路，同样需要一个制度主板。这个“主板”就是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党和国家逐渐形成的“四梁八柱”。有了制度主板，各项制度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形成治理合力。

　　第三是资源与力量集成。“资源成就价值，整合凝聚力量”，把资源整合起来，把力量联结起来，使各种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形成合力，并建立有效运行机制，实现科学统筹调配资源。在大数据治理方面，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如何打破“数据壁垒”，整合数据资源，实现数据共享。但同时，也要注重力量的集成，资源整合是基础，力量聚合是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的多方参与。例如，浙江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地各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协同配合。这项改革，需要集成多元手段，其中一个就是多部门、多力量的汇聚，如就全省而言，目前已经组织了6.1万个网格33万名网格员参与“矛调中心”工作。

　　“集成”，本身具有融合之意。在集成化改革方法论下，浙江在省域治理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将集成简单理解为机械组合。例如，从经验层面看，浙江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依然处于从空间整合向机制集成融合的推进阶段。为此，浙江需要在吸纳全国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基础上，针对当前体制、机制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面向未来，提出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在省域里系统地推进，从而使浙江省域治理现代化走向集成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