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所所长 王在全

　　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的新的决策部署。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是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也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作为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该如何作为，显得尤为关键。

　　厘清错误认识和不当判断，正确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力更生为主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两头在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内循环”模式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冷战”思维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全方面封锁，加上我们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采取了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的“双轮驱动”模式，利用开放开启市场化的改革，利用国内市场化改革推进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当前，我国提出的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全球疫情蔓延、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模式重构，中国经济关系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受阻，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梗阻问题，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而构建的一种新发展格局，这种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点在于畅通国内的经济循环。同时，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下的发展战略选择。

　　二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不是走封闭僵化之路，也不是缩小对外开放的大门。党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背景下的产物，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特征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走全面深化改革不停步之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科技创新这个短板需要补上，核心技术买不来，只能靠自己，就这个意义而言，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作为重点，自力更生搞科技创新是当务之急。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由于疫情原因，经济全球化受阻，中国开放的大门可以开得小一点，也不能盲目的判断，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国家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的干预和打压，中国就要退回到冷战时期形成两边对立。当今世界是多元化的，合作是多方面的，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我国经济发展更加需要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和便利，我们开放的大门将会越来越大，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才能更好地在世界立足，一个互利共赢的时代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三是要抓住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和枢纽来判断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来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着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短板突出的领域，例如科技、教育、医疗、收入差别、国企改革等问题，只有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提出有效的发展格局与发展战略。如果离开了社会主要矛盾而去认识新发展格局，必然会产生误判和偏离。

　　新发展格局，是顺应我国发展新阶段、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第一次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列入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系列理论之一。这是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所作出的战略深化和战略再定位，是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新时期面临的各种中长期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新时代中国顺应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而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择。从国际形势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在科技、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华采取打压举措，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难题方面。这表明在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逆全球化、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有待重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是这次发展战略调整的导火线。由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全球化和产业供需体系受到极大打击，各国在思考未来发展的同时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发展模式，而外循环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也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危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一种新选择。

　　从国内形势来看，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新矛盾、新问题、新任务的产生，意味着过去的发展战略和模式需要重新定位和调整。首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从最初的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依靠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来发展经济已动力不足，当前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人力成本优势不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其次，内需消费驱动力明显。近几年来，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平均超过60%。14亿多人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内需和消费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坚实保障，消费升级将带来产业升级，医疗、文化教育、旅游、信息消费等第三产业和新兴经济领域的发展，将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和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再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解决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机遇，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城乡居民的收入相差2.8倍左右，城乡之间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实际差别更大。未来农业人口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此外，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长期任务。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使我们的工作目标更加聚焦，方向更加明确，经济发展要更加依靠自身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内循环来推动。

　　最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目前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转型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33%，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二是贸易顺差从最高的9.7%下降到今年以来的2%-3%；三是加工贸易比重大幅度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大幅度下降、出口国集中度大幅度下降等，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两头在外”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已经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正确战略抉择。

　　“双循环”亟需领导干部“大作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亟需各级领导干部“大作为”，可在如下领域更加有所作为、真抓实干。

　　第一，更多关注国内市场，将生产和消费的内循环作为工作的重点。

　　畅通国民经济的大循环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无论生产还是消费，中国都是世界大国。中国早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了近三分之一的世界商品，2018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2019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1649亿元人民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7.8%。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战的即将胜利，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居民消费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来源。领导干部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立足现实与国内经济发展来开展工作。

　　当今社会，虽然生产和消费早已是全球化发展，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其全球化的程度和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深度融入到世界发展之中，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人民币，约占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3%，其中，出口17.23万亿元，进口14.31万亿元，贸易顺差2.92万亿元。进出口净额约占GDP的3%左右，比重已经不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选取了贸易、技术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对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近年来有所下降。结果显示，2000-2017年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贸易、技术和资本方面均有所提升，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则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0.9，到2017年则下降为0.6。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重点已逐步转回国内消费市场。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这些显著变化不但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也将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彼此依存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将更多依靠本国的内循环来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终结，事实上，中国与世界仍有很大的融合空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别从贸易、企业、资本、人员、技术、数据、环境影响和文化八个维度，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行了分析，详见表1。

　　第二，将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的短板上，更加关注科技、教育、人才和“三农”等领域。

　　中国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科技强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受到很多短板制约。领导干部应在补短板上下功夫。中国经济要实现腾飞，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必须补足科技这个短板。不仅要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还要研究如何建设良好的体制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让更多的科研人员投身到研发创新活动中去，使科技工作者拥有科技路径的选择权，知识产权的分享权。促进科研成果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要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氛围，例如营造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活跃进入机制，建立各种股权、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退出平台机制等。领导干部要在科技投融资新体制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而努力。

　　科技创新在于人才，人才培养在于教育，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如何让有限的教育资源优势为人民所共享，是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首先，要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让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学上。其次，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营造良好教学环境和氛围，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此外，通过新基建的建设，开辟网络课程、在线教育、视频会议论坛等线上教育新渠道，将教育资源为更多人所共享，为人才培养奠定扎实基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过60%，但是中国的城乡差别依然巨大，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依然处于低水平。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点关注“三农”领域存在的短板。以“三农”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实施乡村振兴的成效、农业现代化水平等将直接考验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也将直接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成败。

　　第三，更加注重营商环境改善和政府服务水平的提升。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激发企业市场主体的活力和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从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升政府服务的水平，将是地方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其实就是企业主体的生存环境，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企业是无法生存的，更谈不上长成参天大树。地区的营商环境涉及到工商、税务、法律、安检、环保、金融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营商环境的好坏与政府职能转变程度和服务水平是否提高有着直接关系。因此，领导干部要做好政府服务工作，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和效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政府的服务模式，创新治理方式，将原来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的工作全方位的归位和补位，将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工作交给市场调节，把政府该承担的工作做到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中国新发展格局，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驾驭市场的能力，如何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如何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都要求领导干部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使我们党的执政效率、执政能力进一步提升，以更高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