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列宁的国家理论，尤其是其晚年关于国家制度创新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重温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制度创新思想，挖掘和把握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列宁“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国家制度创新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是一个全新课题，没有现成经验。正如列宁所言，“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只是匆忙地抓过来”。对此，列宁晚年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实现了国家制度创新和国家治理的重大飞跃。

　　第一，实行新经济政策，夯实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让列宁认识到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俄国，任何超越生产力发展现状的政策措施都会失败。为此，列宁提出一系列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创新。

　　列宁关于经济制度改革创新的核心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引入和利用市场与资本。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譬如，在农业领域承认市场机制，建立合作社，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和企业中允许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发展私营经济；在流通领域允许自由贸易，恢复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等等。二是引导和驾驭市场与资本。引入资本的目的是为了战胜资本，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列宁明确指出，我们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善于利用国家政权尤其是法律手段驾驭资本力量。列宁指出，“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必须“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

　　第二，加强政治建设，强化制度创新的政治保障。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转变，更深层次的是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的改革创新。“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行人民民主，清除官僚主义。实行最大限度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实行最大限度的人民民主，也是清除官僚主义的最好办法。官僚主义是存在于国家制度中的“一种脓疮”。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清除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措施，就是使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治理。只有“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加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列宁探索出一套包括工农检察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其中，最重要一项制度设计，就是建立和完善工农检察院。列宁主张，工农检察院应强化工作的独立性，并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工农检察院本来就是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

　　加强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党政机关的结合“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但是，党不能代替苏维埃国家政权组织，“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第三，进行文化建设，提供制度创新的思想指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也具有强大反作用。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建设面临的深层障碍，在于文化的落后。典型的表现，就是俄国人思想中存在的庸碌守旧、精神麻木、消极无为的“奥勃洛摩夫性格”。俄国文化的落后，“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因此，必须建设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

　　文化建设的原则。列宁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俄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像苏汉诺夫、考茨基那样认为时机未到，导致犯右倾错误；另一方面，俄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人民的文化程度总体较低，不能像波格丹诺夫那样全盘否定文化遗产，导致走向文化虚无主义，甚至犯左的错误。

　　文化建设的途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反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中，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不断“灌输”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指引。因此，拥有一个掌握先进理论的政党和一支专门的教育队伍，在文化建设中至关重要。此外，还要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专家。列宁特别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专家和技术人才，要保障其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文化建设的目标。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塑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经济和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指引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来推进经济建设、国家政权建设。反过来，经济政治的全面建设又推进人的全面进步和发展。这是一个互相为用、相辅相成的过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终归宿，就是要建设在本质上高于以往文明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的新型文明。

　　列宁国家制度创新思想的经验启示和当代价值

　　历史是镜鉴录，历史是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列宁关于国家制度创新的探索和论述，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一度照搬书本和教条，企图运用直接过渡的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遭遇重大挫折。列宁及时总结教训，认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这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也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实事求是贯穿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各个方面，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不断彰显。

　　必须注重国家制度改革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国家制度的改革创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改革发展的不同时期，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必须协调一致，全面推进。列宁晚年关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三大构想，不是相互孤立、各自为用，而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全盘规划。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同样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改革、系统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和党的领导制度等多个方面，覆盖国家治理体系各个环节。国家制度的改革创新，只有坚持系统推进、重点突破、整体协同，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方面显著优势。

　　必须正确处理资本、政权、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人类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不同制度设计和道路选择，其实质在于如何处理资本、政权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列宁关于国家制度创新的探索，尤其是新经济政策的要义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引入市场和资本后，是劳动者通过国家政权驾驭市场和资本力量，而不是反过来让市场和资本力量驾驭国家政权和劳动者。一些人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往往只强调引入市场和资本因素的一面，忽略引导和驾驭资本这一面。而这恰恰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判断。列宁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时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当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道路曲折漫长，但总体趋势不可逆转。社会主义500年，从空想到科学、一国到多国，历经挫折与成功、曲折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将为解决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刘军，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