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拒戴口罩、隐瞒疫情的视频不断在网上曝光，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之一。前不久，两女士分别在商场和地铁因拒戴口罩、不听劝诫并对安保人员又骂又踹的现象引发热议。

　　有人说拒戴口罩者是无知者无畏，有人说他们是我行我素惯了？在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沟通研究中心主任王文忠看来，这些拒戴口罩者的公众意识淡薄，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法律没有要求人们此时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因此面对警察和值班人员的劝诫，一些人将其当作耳旁风，甚至认为已经干涉到了自己的“正当”权利。

　　“当然，不能排除现场执法和值班人员的因素，他们的态度或语气可能过于生硬或粗暴，引发了疫情中已经内心波动个体的心理逆反。”王文忠说，还有一少部分人，具有一定程度不愿融入社会的倾向，也值得引起注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葵则从认知偏差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在她看来，以“盲目乐观”为特点的严重认知偏差，是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所在，即认为坏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可能性小，而好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可能性大。

　　这种偏差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比如，有的人会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比“一般人”要高一些；有的人则认为，离婚、丧偶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多数烟民尽管知道吸烟对健康不利，但还是会坚持抽烟。针对性研究发现，这些人坚守的认知是，“抽烟可能对大多数人危险，但我却是例外”。

　　“网上一些拒绝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的人，也有相当数量是符合此类特征的。”王葵以隐瞒疫情者为例，其“内心戏”或许是“虽然有武汉接触史的人存在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但我应该是例外”。她说，大概率的存在侥幸，是他们的心智模式核心。

　　她以四川69岁老人侯某为例，这位老人因“反复咳嗽、咳痰伴心累、急促”症状就医。在医务人员的反复追问下，侯某矢口否认途经武汉汉口的事实，致使30多位医护人员成为密切接触者。

　　“他面临的心理障碍，可能更多的是对自己或者家人被隔离的恐惧。”王葵说，也许在他的认知里，被隔离就意味着被放弃或者不重视，在获取信息匮乏的当下，他会不自觉地自我暗示，结果出于对此的恐惧，他坚持否认自己的接触史。

　　王葵的建议是，需要寻求更有效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抵达受众人群，让他们了解“隔离并不可怕”，不仅对社会有益，更对自己和家人有益。只有这样，才能打消类似的恐惧。

　　她说，特别是面对侯某这样年纪比较大且认知可能存在局限性的患者，更需要站在他的角度，采取适当的方式告知他们充分有用的信息，在打消顾虑的同时，鼓励他们采取更有益的行动，消除隐瞒对自己疾病治疗和家人健康的风险。

　　“面对那些拒戴口罩者，我们该怎么办？”王文忠也站在工作人员的角度给出了建议：现场值班人员要克服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尽量采用理性、平和、尊重的语气，甚至增加一点幽默感，从而减少沟通不当带给这些人的心理逆反。

　　他给出一个具体的范例，执勤人员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用温和的语调说，“对面的帅哥（美女），您的美丽和潇洒，已经留在大家心中，接下来请您戴上口罩，我们大家在心中互相想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