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减灾防灾实践中，尤其以汶川大地震为标志，都是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取得显著发展的时候。

　　不过，由于防控疫情需要限制人员流动，跨区域的社会力量介入存在一定困难。最近，歌唱家韩红的基金会受到很多网友关注，韩红一边接收、登记捐赠物品和资金，一边忙于发放，还要当车手，终于不堪重负，终止接受捐赠，自己也病倒住院。

　　当地志愿组织的力量在武汉有一定体现，比如私家车志愿者，酒店联盟等，但他们持续下去的消耗也很大。这些志愿组织在日常活动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抗疫战争中，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在抗疫战争中，最核心的社会力量还是区域性的基层社会力量，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生活秩序或者乡土秩序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不仅没有受跨区域社会组织被阻隔的约束，反而因为本身是生活性、地域性的社会力量，发挥了政府不能发挥的作用：在农村是村一级治理组织，在城市则是小区业委会，以及物业管理公司。

　　在防控疫情做得比较好的杭州，基层组织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这两种力量为基础，再加上基层政府的支持，就可以做好基础性的防控工作。

　　社会参与还有一个作用是能够做到相互督促，传播相关知识，把戴口罩、消毒、照顾疑似病人和隔离人员的知识张贴在每个楼房单元的门上，做好基础性防控。如果小区内有隔离人员，社区志愿者可以在经过专业辅导后，参与到隔离人员的支持性活动中来。一些小区实施党员属地化管理之后，也积极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防疫工作。

　　从专业角度来说，社会力量不是专业的力量。这次疫情不是一般的疫情，一些受过基本急救培训的人员基本用不上。实际上，即使就社区隔离进行医学观察的轻症病人来说，也是不得已才放在社区。如果能够集中隔离观察，应该放到支持条件和物理隔离条件更好的地方，比如党校、政府的培训中心等。目前，武汉已经启动集中隔离，在前期定点隔离和居家隔离的基础上，各区将对经发热门诊诊断有肺炎症状或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进行隔离。

　　此次抗疫战争的教训是，社会的消费模式需要改变，提倡不吃野生动物。对肉类的处理也需要做好防疫工作，如集中屠宰。一些生活小窍门也要掌握，比如在厨房处理肉类，最好用浸泡的方法清洗，而不是用水龙头活水冲洗，以免雾化后肉类上的细菌和病毒污染厨房。这样做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疾病感染。

　　从秩序维度来说，为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还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力量，尤其是在专业性水平方面，政府也要在平时给予社会力量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力量的发展，也需要有实践支持，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毛寿龙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