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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下,要有超前认识

2019-09-10 10:57:05 来源:解放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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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张蕴岭;整理人:王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是“百年大变局”?为什么要提“百年大变局”?怎么变,变到哪里去?

  “百年大变局”是一个大命题,需要认真研究与思考。应该看到,“百年”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界定,而是强调着眼于长远看问题。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变”,涉及本质、结构、影响的转变。百年大变局既指世界,也指中国。就世界而言,变的是格局、秩序、体系;就中国而言,变的是实力、地位、影响力。

  谈到百年大变局,还有其他几个关键词:

  ——大国崛起,即新的大国崛起,改变大国力量对比,往往会引起大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对抗。

  ——国际体系,即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际组织,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安全的。体系的变化会影响诸多因素,是变局的重要内容。

  ——全球治理,即基于应对全球问题发展起来的合作性机制。其中,安全的治理主要是联合国安理会,经济的治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是G20。

  ——发展范式,背景是传统的发展范式需向新发展范式转变。

  ——文明冲突,指的是不同文明之间发生矛盾,导致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甚至集团之间以不同文明为背景的争斗。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来的,原意是冷战后以意识形态为背景的冲突终结,未来冲突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基督教和穆斯林文明之间产生。

  ——财富分配,背景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走向两极化,需要进行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提出的重要倡议,是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合作发展新秩序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原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方式、治理体系出现“危机综合征”

  认识和分析大变局需要有具体的时间定位,我们可以把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两个百年作为时间坐标,把世界与中国放在这个时间序列里进行分析。

  从世界格局来看,上个百年是世界发生巨变的百年。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惊心动魄的百年。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大的变局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掌握霸权,西方集团确立;再一个大变局就是十月革命爆发,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苏联成为大国,东方集团出现。二战后,联合国体系建立,但美苏发生对立,形成冷战。冷战对峙了几十年,以苏联解体、东方集团崩塌以及美国成为一家独大的霸权而告终。

  就世界发展而言,上个百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经济总量以乘数效应增加。从有统计的经济总量来看,上个百年的增长超过以前所有时间增量的总和。推动增长的主动力是组织、管理、制度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特征是生产管理更为科学、生产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还有就是全球化得到大发展,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开放发展战略,加入世界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国际生产网络发展,生产、交换、资本的跨国化成为常态。不过,到上个百年后期,原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方式、治理体系显露出老化迹象,有的问题“积重难返”,甚至出现“危机综合征”,到了非改不可的关头。

  就社会变局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西方走过发达阶段,进入后发达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在人口社会结构中,中产规模增大,逐步建立起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向更多国家扩散,几乎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模式。不过,财富的集中化或者说两极化加速,导致企业乃至个人的资产富可敌国,需要社会改革。

  从地区层面来看,欧洲经历长期的战乱,最后走向区域稳定,创建区域联合与治理制度。亚洲的变化也引人注目,日本崛起后奉行侵略扩张,二战战败后被纳入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继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东南亚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区域特点的治理方式,取得积极成效。不过,亚洲的政治与安全还处于分割状态,冷战结束并未完全终结分割。特别是,朝鲜半岛没有结束战争状态。

  从发展角度来看,经济区域化凸显,形成了三大经济中心,即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资本与技术扩散的中心;欧洲在二战后实现经济复兴,建成了基于全面开放与区域治理的统一大市场;东亚地区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并形成了链接“北美—东亚”的亚太大区域框架。

  伴随经济变革,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与发达国家总量相当的经济板块。下一步,以智能化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将会进一步改变全世界,有望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和动能。

  在上一个百年中,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也让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这个框架是人类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制度消亡,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

  把这些变化串起来就会发现,变局是巨大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而不是一挥而就的,变局自身也在不断进行调整。

  国际秩序转变中会有矛盾、斗争,但有可能走出丛林法则

  进入21世纪,从新的百年角度开始观察,依然是从“乱”开始的。2001年,美国发生“9·11”袭击,恐怖主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警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

  本世纪前50年的最大变化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从历史来说,力量对比的变化一般总与战争相联系。由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避免发生战争悲剧。就现在的军事技术而言,一旦大力量之间发生大战,那将是毁灭性的。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是最大的力量变局。自欧洲开启工业化以来,世界力量重心逐步向西方转移,由此人类社会分为发达国家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是世界力量的中心,曾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到本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可占到全球的65%以上。

  理性来看,当下世界各国都处于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后起者并不必然推翻现存的体系、制度,而是会推动其调整、改革。这将是一个开放与渐进的过程,也是需要共同参与的。因此,它在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合作共赢成为大多数国家可以接受的基本原则。

  过去,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往往是大国之间打一仗,现在一些人仍持有这种“战争决定论”。但是,世界的发展不会完全遵循旧有逻辑。未来,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主导、霸占全世界,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会有矛盾、斗争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对立,但很有可能走出传统的丛林法则,转而走向一种包容共处的新文明。

  由此引申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未来国际关系的秩序重构是肯定的,但推动力在哪儿?过去的历史是一家胜利后,就由其组织重构秩序。现在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不能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第二个问题:未来的秩序会终结大国主导的历史模式吗?人类能走出传统的大国争斗吗?世界在变化,一体化、互联互通、相互依赖是事实,也是大趋势,这对国际秩序的转变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新世纪,发展范式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客观来说,现行的工业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让更多的国家步入现代化行列。但这种追赶型模式也带来了各种问题,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

  传统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物品为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物品的生产和对物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事实表明,这种以物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难以为继,因此又出现了发展范式的危机。

  传统发展范式需要改变,需要新发展观。但由于传统范式已经延续数百年,几乎所有的进步、财富积累、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取向都以其为基础,并受到其引导。因此,变局是会有阻力的,改变会是痛苦的、艰难的。特别是范式之变不会马到成功,而是渐进的、长时间的,是一个百年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或设计好的新范式。新发展范式的建立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是“创造性破坏”。

  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高,社会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催生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催生基于人本为核心价值的新理念。

  展望未来,“未知数很多”。因此,又可称为“没有答案的世界”。但是,“没有答案”不等于“无解”。研究百年大变局,需要有预案,有超前性认识。

  勇当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

  大变局是大趋势,也是大挑战。最大课题是如何保证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上个百年,两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在武器现代化、大量新技术用于提高军力、大规模杀伤武器普遍化的情况下,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此,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大规模战争爆发。大国要改变思维和战略,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把重点放在共同推动和平规则与机制构建上。

  发展的问题面临诸多挑战,具体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

  一是“后发展”问题,也称后工业化问题,即人口老龄化、传统社会保障体制危机、政府债务升高、族群和地区发展差别增大、财富分配两极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民粹主义、极端主义、保守主义势力涌起,需要改革,需要凝聚社会新共识。

  二是发展中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即如何跟上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对此,传统的赶超模式难以行得通,需要新方式。

  三是发展范式转变,即由传统的工业化范式向可持续的新发展范式转变。特别是,人类面临气候变化、生态变化的威胁,需要让新发展理念生根,成为推动发展的主动力。

  百年大变局,中国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对中国来说,百年大变局具有特殊的含义,即在结束百年衰落后,走向民族复兴,实现中华复兴梦。按照设定的目标,到2050年,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新世纪的前50年,将是确保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是世界大国,也是变局中的大变量。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在百年变局中起引领作用。

  目前,很多现象都与如何跟中国打交道有关。美国最为紧张,担心中国超越、中国排挤、中国替代等。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相继提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等战略;到特朗普当政,进一步增强对付中国的力度,发起贸易摩擦、技术封锁,力图遏制中国发展。

  党的十九大给出的定位是,中国要当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个定位是非常高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就意味着中国和传统的大国崛起不一样,不会通过战争来实现崛起;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不光指传统发展的贡献,而且要有新发展范式的贡献;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就是不破坏现行秩序的基础,维护其基本稳定,但也有一个维护怎样的国际秩序、如何推动改革的考虑。

  面对大变局,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不能因为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而关闭大门,要维护新型大国关系、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则。要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改革,但不是另起炉灶;要加大走出去的步伐,但不会是唱独角戏。事实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的原则就是大家共同参与,是共商、共建、共享,是构建开放合作的大平台。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坚持和深化开放。这不仅是经济开放,而且要思想文化开放;不仅要自己走出去,而且要让人家能进来,进行双向、多向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往中提升影响力。

  总而言之,百年变局中的中国以及中国与百年变局,是两个大课题,需要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别于过去,才能开创新局面。

  [ 责编:武鹏飞]

[责任编辑:丛芳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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