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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点

2014-04-14 10:07:54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房宁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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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基础

    在政治过程中实行协商,以协商方式化解矛盾,达成共识,不仅具有逻辑的证明和当前实践的价值。在我国,协商解决矛盾也具有深厚的文化传承、文化底蕴和现实的经验证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不同的民主模式,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土壤,协商民主理论、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性,其精神养料和思想资源受到古代传统文化、现代启蒙文化、统一战线文化和市场文化的影响,凸显出丰富厚重的思想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的直接来源

    中国协商民主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群众追求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下,因地制宜地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创造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为后来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政治传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8]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各个阶级的大联合。一盘散沙是中国积贫积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的直接原因,因此要“聚沙成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反帝反封建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在抗日战争中三三制原则中都得到了充分实践和运用。新中国建立以后,统一战线继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展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形式都成为协商民主的自然的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协商民主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延续、扩展和升华。

    (二)协商民主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不同文化孕育不同的民主形式。中国古代曾有“明堂议事”之说。据《管子·桓公问》记载,齐桓公向管仲问政,如何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管子建议齐桓公,要体察民情,了解民众所恶,以之为戒,还给他讲了黄帝的明台咨议制度及饶舜禹的纳谏制度。管子说:“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9]我国古代政治中,集权专制政体之下,开明的统治者就意识到了协商的重要性,“察民所恶”,“上观于贤”、“下听于人”广纳众言,是化解矛盾,维持稳定的好方法。协商因素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一个手段。

    与古代现实政治中的协商实践相对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和中庸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和合”思想,崇尚“和而不同”,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差异,即相互碰撞又形成共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庸文化强调把握事物合适的“度”,中庸即意味着允许多样的存在,主张均衡,对不同的意见、事物,持宽容的态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的协商民主,很自然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并赋予了这种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价值观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新的体现,发挥了新的现实作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也是协商民主中找到了时代的立足点。将这种宽和用于政治,就能促进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调节各种社会矛盾达到中和的状态,形成稳定的形态。协商民主的实践正是要求以宽容、包容、融洽和适度为核心价值。

    (三)协商民主融入市场经济元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因素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大量的实际问题都是与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运行产生的大量问题需要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在我国,尤其是基层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均等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与价值,也在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协商民主渗透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则。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在全国进行了一种旨在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和社会行为习惯的大型抽样调研——《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在这项以问卷形式进行的调研中,专门针对中国公众有关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心理倾向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中国公众具有明显的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心理倾向。调查问卷中针对这个问题设计了一个问题,向受访者提出了解决一个问题与矛盾的三种方案:投票解决、协商解决和服从权威。结果是64.7%的受访者主张协商解决,18.2%的受访者主张投票解决,16.7%的受访者主张服从权威。[10]这应当说,在一个关于中国公众解决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心理倾向的最新的例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特点,透过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协商民主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责任编辑:苏昂(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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