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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应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积极作为

2014-04-14 09:47:44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晏永和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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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面对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重任和民众的期望,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理应增强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肩负责任、积极作为,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程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

    一、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按其协商的内容和实现形式,可分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政治协商)和政府与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社会协商)。

    (一)政治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体构成。政治协商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之间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早在1949年,周恩来在《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中就说过:“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1]从实践发展看,无论是协商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协商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体现,又是党和国家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从制度演进看,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协商的内容、程序、原则和形式日益完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推进,既有宪法依据、政协章程规定,又有一系列党内规范性文件为支撑,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体构成。

    (二)社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与时拓展。社会协商主要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就重大社会问题进行协商。“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际,避免失误。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2]。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就在解放区倡导“劳资双方直接协商”。新中国成立后,在私人企业设立“劳资协商会议”,采用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劳资纠纷[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协商对话制度”,并将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作为领导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随后,各类听证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等在全国各地广泛实践探索,协商民主的社会覆盖面不断扩大,丰富和深化了党的群众路线,实际上逐步形成了有别于政治协商的另一种协商民主形式,即社会协商。

    (三)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应当推进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协调发展。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反映了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程中的两种实践形式,都是不同的行为主体齐心协力、求同存异,通过平等自由的商量与协调以达成共识,体现着合作、参与、包容的民主精神。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指向不同,政治协商重在促进科学决策、巩固政权,社会协商侧重于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二是主体不同,政治协商主要是执政党和各界代表人士,既包括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协商,也包括与其他界别的协商;社会协商主要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三是内容不同。政治协商关注的是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问题,社会协商往往聚焦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总之,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既要巩固和完善政治协商优势,又要积极探索构建社会协商机制,使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中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二、人民政协要着眼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继续发挥政治协商优势

    政协是政治组织,政协的第一责任是政治责任,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的首要职能,集中体现了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对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政协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协商主体和协商载体的双重属性,要突出重点,拓展形式,增加密度,着力提高政治协商的自觉性、规范性、包容性和实效性,巩固和发展政治协商优势。

    (一)树立理论自信,增强政治协商的自觉性。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各种政治思潮竞相涌现,西方一些国家一直企图将“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所谓的民主“普适模式”强加于别国,因“民主迷失”、“民主陷阱”而导致政局动乱混乱的例子屡见不鲜。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尤其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不因表象而迷惑,不为鼓噪而动摇。参与政治协商的各方都应当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既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本土实践,又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符合中国国情,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内生型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实践的成果。加强融协商、监督、合作、参与于一体的政治协商,既是贯彻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4]目标的客观需要。实践中,要澄清“协商就是分权”、“协商影响决策效率”等错误认识,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切实增强开展政治协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克服随意性,防止表面化。

    (二)完善制度机制,提高政治协商的规范性。现代民主是规则民主,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机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民主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5],如果没有较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形式作保障,就无法旋转起来。因制度刚性不够而存在的不规范、不严肃、难落实等现象,制约了政治协商的发展和成效。为此,在全局把握上,要把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纳入我国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整体布局加以推进,进一步强化政治协商的地位,注重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与党委、人大、政府议事规则和工作规则的协调衔接,真正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使之成为共同遵守的制度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具体运行中,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政治协商的规程规范,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6],明确界定和细化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的内容、形式、程序等,解决好“纳入决策”、“知情协商”、“反馈落实”等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协调配套、科学管用的制度体系,为开展政治协商提供规范和遵循。

    (三)优化界别构成,扩大政治协商的包容性。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比例失衡,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政治根源[7]。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在于能够吸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实现有序政治参与。近年来,政协组织的界别构成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有的反映政协界别中特邀人士比例过高、构成庞杂、界别特点不鲜明,有的呼吁增设农民、非公经济人士等社会阶层界别。历史地看,政协界别构成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建国初期,因政协代行人大职权、代表人民意志,其界别构成突出体现了程序合法性。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权后,其界别虽几经调整,但总的宗旨是突出“大团结大统一,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的方针。改革开放后,政协界别构成主要是适应多元利益表达,在扩大团结面的基础上增强包容性。政协界别构成越广泛、越具有代表性,其表达的利益就越全面、越充分、越真实。要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的实际,深入研究和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科学合理设置和调整政协界别,优化界别的委员构成,增强政治协商主体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回应社会各界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

    (四)提升协商能力,突出政治协商的实效性。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直接影响着政治协商的实效。一方面,随着党的执政方式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深刻转变,各级党政在决策过程中都需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参考坐标,都需要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意见建议,这为政协政治协商拓展了空间,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在学习型政党、政府建设中,党政干部能力水平迅速提升,客观上对政协的协商建言能力形成了倒逼压力。这种情况下,政协协商主要靠“说得对”而非“说了算”,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政协委员的议政建言能力。一要把好委员“入口关”,发挥政协党组作用,完善委员推选制度,改进委员产生办法,既注重代表性又注重履职能力,既强调荣誉更强调责任,真正把有议政建言能力的代表人士推选到政协组织中。二要把好委员“培训关”,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培训,着力提高委员的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议政建言能力。三要把好委员“服务关”,“在政协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8],寓管理于服务,充分尊重和依法维护委员的民主权利,搭建履职平台,调动和激发其履职积极性,不断提高政治协商的实效。

[责任编辑:苏昂(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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